重庆摇滚二十年记忆片段

文/李诗洋

图/部分由受访者提供

“2000年以前，内地摇滚现场演出基本只能出现在一些大型演唱会和音乐节，现场在重庆更是稀有。现在才是最好的时代，各种各样的表演我们都能看见。”

——张嵬

张嵬，重庆摇滚音乐策划人，圈内人都叫他“老鬼”。从第一次接触摇滚乐到现在成为重庆摇滚乐界重要的幕后“推手”，“老鬼”的人生经历也见证了无数的分合、裂变、重组、新生与告别。他说“重庆摇滚已经走了二十年了”。

重庆摇滚始于1990年代

张嵬在南岸区重庆卷烟厂家属大院长大，“我的童年跟其他的小孩差不多，应该说我比其他小孩还更保守。”张嵬回忆道。

这位在国有企业大院里长大的“根红苗正”的孩子是后来的重庆摇滚音乐策划人。

“我第一次听到的内地摇滚乐是黑豹演唱的，专辑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他们的《无地自容》。那时候是1992年，我刚上初二，当时年纪还小，对于歌词背后的意义，真的没有多想。”

1990年代初，张嵬家里已经开始有电视机，能看到一些MV，广播里已经有介绍国外摇滚乐的节目。此时的北京摇滚乐已初步形成气候，1992年10月，唐朝乐队发行了第一张专辑《梦回唐朝》，专辑首发十万张，被抢购一空。

而在重庆，1992年黄晓嘉和三位朋友组建狂人乐队，后更名为“碎瓷”。

“上世纪90年代成立的乐队现存的只有碎瓷乐队和孵化乐队，不少乐队成立没多久就解散了，黄晓嘉是我最早接触的重庆玩摇滚的前辈，碎瓷是本土现存乐队中成立时间最早的一支。”

“重庆的摇滚乐队1990年代初在重庆的生存模式以在夜总会演出为主，主要演唱一些当时的流行曲目，收入不高但已经可以基本维持成员的生计。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尝试创作并小范围演唱自己的原创音乐。”碎瓷乐队主唱黄晓嘉如是说。

“1994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当时碎瓷和其他的三支乐队在沙坪坝的一个夜总会里同台演出，夜总会老板是重庆音像出版社负责人，尽管只有四支乐队，这却是重庆原创摇滚乐队的首次聚合演出，当时我们最年轻觉得自己是最帅最拉风的一支乐队。”黄晓嘉说这话时嘴角还洋溢着几分得意。

他说，这一年，魔岩三杰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演唱会，丁武说四大天王是四个“大笑话”。

成名于1990年代初的黑豹乐队

“你能不能和其他人一样”

1997年，大学期间的张嵬开始自学打鼓。直至毕业都没有设备。他在学校里用筷子反复敲打桌子、缸子、碗、盆练习“打鼓”。“不需要效果，效果在你心里面。”张嵬如是说，周围的人看到这种情况都觉得他疯了，但他内心非常享受。

“记得1997年1月以汪峰为代表的鲍家街43号乐队推出了首张同名专辑，引起强烈反响。”

张嵬笑着说：“大学毕业后我开始走上摇滚这条不归路，通过做乐队才开始认识到更多的人”。1998年张嵬、王璟和王璟的小学邻居三个人成立了孵化乐队，乐队名早在大学期间就已经想好。

“我第一套鼓是1998年找我妈借2000块买的，那鼓是国产品牌‘津宝’，这牌子到现在还有，当时整个乐队的配置在如今看来都非常低端。”

机缘巧合下，碎瓷乐队主唱黄晓嘉介绍孵化乐队去好友开的懒虫酒吧表演，他们表演的时间定在每晚十二点以后，那时店里几乎没客人。

当时的碎瓷乐队、孵化乐队加上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总共只有十来个人。“上台就一阵猛噪，特别的噪，说实话很多东西现在想着根本就无法入耳。”张嵬回忆起当年时的情形。

“1998年国内出的《朋克时代》这本杂志，‘带坏’了很多青年。那时的标准摇滚青年配置：破牛仔裤，裤子是故意剪破的或者穿破的，有钱的穿匡威，没钱的穿翻皮的劳保皮鞋，自己涂鸦的T恤，牛仔衬衣”。

张嵬一头长发双手布满文身，在国企里属于异类，同事在背后给他取了外号：“张文身”，文身是工作后才文上的，当时转正后一个月工资大约八百块，而手臂上一块面积不大的文身就需要五六百元，刚进厂的前两三年厂长和部门领导经常因为外形“问题”给他做“思想工作”。

一次卷烟厂里的厂长跟张嵬“谈心”，厂长通过旁敲侧击，暗示他剪去长发洗掉文身不再穿奇装异服，他半开玩笑地对张嵬说“你能不能和其他人一样？”张嵬选择以沉默应对，如今，张嵬身上的文身依旧，长发仍披散在肩上，单位没有把他开除，如初的几年领导也只是心平气和劝诫，从未有过严厉批评。张嵬每天按时上下班，在重庆卷烟厂一干就是十五年。

“北漂”前的孵化乐队

“我们最初都是为了出名”

懒虫酒吧由于经营不善倒闭，重庆当时的孵化、碎瓷、暗杀、繁殖、直线、疯人等几支乐队选择了自己拉着设备去其他酒吧进行表演，渐渐地大家萌生出应该给重庆地下摇滚乐一个音乐联盟的想法。

2001年碎瓷、孵化等乐队主要成员共同创办了“造音异代”重庆摇滚音乐联盟，名字由黄晓嘉所取。同年卢庚戌和李健成立水木清华乐队，9月发布首张专辑《一生有你》。

2001年末2002年初，张嵬离开了孵化乐队后，他忙于帮各个乐队拍摄演出现场。照片拍摄出来后，他想在互联网找个地方发布这些照片，于是建了一个BBS，不久BBS倒闭。

第一个BBS倒闭之后，张嵬自费建了“造音异代”BBS，之后有许多外地乐队主动联系张嵬，想到重庆来演出，张嵬尝试了几次后，觉得应该多安排一些演出。

随着豆瓣等大社区的迅猛发展，张嵬建的“造音异代”BBS人气减弱，虽然维护论坛需消耗很大精力，但大家还是想把它保留了下来，直到2011年“造音异代”名字被别人注册，论坛被迫关闭。刚好十年，造音异代论坛被画上句号。

“在重庆许多乐队成立不久就面临解散，因为生活所迫的居多。单纯做摇滚很难维持生计，不少乐队成员采取找一份甚至两份工作然后兼顾做摇滚的形式生存”。本土成军时间超过八年的滑轮乐队吉他手小勤说。

张嵬坦言，大部分做摇滚的人，最初都是奔着我想出名，想有人崇拜的目的去的，包括自己当初也是这样的。

“谁都年轻过，谁不想招摇过市？当初为了证明我是一个做摇滚的，我跟别人不一样，大部分人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做这个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人一开始就‘道行很高’”。

导演自己的黑色乐队贝斯手老徐表示，重庆地下摇滚圈子的确存在吸毒的现象，不过只是极少数。这类人通常收入不高，只能吸食一些廉价软性毒品，譬如：大麻、K粉、摇头丸。

张嵬坦陈，最近的一次打架是在坚果俱乐部酒吧，原因是看到两个客人拉住姑娘拼命灌酒。他顿了顿笑着说：“像我这种岁数的人最近都还在打架，我觉得难以启齿。”

C.P.CAMERA在防空洞演出

与反叛无关与生活“有染”

2007年张嵬结婚了。这一年，张嵬与合伙人共同出资开办了坚果俱乐部，最开始坚果硬件很差，现在位于沙坪坝的“新”坚果硬件已改善许多，在国内居中上水平。同年7月，成立于武汉的达达乐队主唱彭坦发行单飞后首张个人专辑《少年故事》。

离开孵化乐队后，张嵬开始造音异代和演出场所的经营。由于自学打鼓动作不规范，常年累月的不规范动作导致运动型肌肉损伤，不得不离开后来加入的愚人船乐队。

“坚果人最多的时候通常出现在一些小有名气的乐队来表演时，比如：二手玫瑰、痛苦的信仰、反光镜、脑浊、扭曲的机器等。”

过去的几年里，张嵬和他的朋友从长期的各个地下室、酒吧、防空洞辗转，正是因为没能实现演出场所的盈利，在这种限制之下只得不停地更换地点，寻找更合适的演出场所。

张嵬白天在国有企业上班，晚上在坚果工作，呈现的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

“这是我和家人商量的结果，家里人说无论如何必须有工作。当时为了平衡生活，在不能确定开livehouse是否能养活自己的情况下，选择了这种妥协，做摇滚不是为了反叛，必须要兼顾生活。以前觉得单靠livehouse能养活大多数从业人员的日子还需要50至100年，现在看来可能会提前。”

张嵬在卷烟厂上班时间早上8:00，到下午5：00，相对较固定。而在坚果大部分时候要待到深夜两点多才能收工。

“偶尔会很抓狂，特别是在比较忙的时候。我在坚果主要只是策划活动，不用每天都去，但忙起来的时候会非常疲惫。白天在单位和晚上在坚果接触到的人虽有不同，但其实也有重叠的部分，譬如卷烟厂也有一些同事喜欢去坚果看演出。”

“坚果不仅给一些独立摇滚乐队带来了希望，甚至还给想从事这方面职业的人也带来了希望。”

坚果生意最冷淡的时候，只有十几二十个顾客，但台上的乐队依旧卖力演出。

“最初我们还给重庆地下乐队出CD，发行量大约200、300张到现在的1000张，每次发行的专辑基本上都能卖完。”张嵬补充说。

另外一种音乐和演出

与所有的未成名或湮没的乐队一样，重庆地下乐队在初成立时不具备开演唱会和去音乐节演出的条件。当中包含业务水准、人脉及背后的经济原因。

在重庆还有许多为生计问题发愁的乐手，周晓飞（化名）是其中之一。他没有乐队，演唱会和音乐节对他来说还很遥远。

这天，周晓飞像往常一样开始调试设备，他是这次商演的键盘手。这次商演，甲方指定曲目，乙方自备乐器和服装，乐队成员每人将得到200元酬劳。

“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演出很垃圾，但是为了钱，我没办法不接”，周晓飞面无表情地说。

完成简单的合音，三个人（吉他手、键盘手、鼓手）坐在一边抽烟，电鼓出了点问题打出来节奏不准，老板不耐烦地说：“无所谓啦，待会你们装得像一点就行，反正下面的人都不懂。”

三个乐手素不相识，他们都来自重庆，由专门负责接商演的中间人牵头，事先没有任何排练，来的目的很简单，为了钱。

高九路的某4S店内，晚上举办一场xx之夜化妆晚会，乐队的演出作为整个派对的“小插曲”，演出时间大约20分钟。他们必须等到每个游戏结束后才开始表演，于是必须在这种几近无聊的干涩等待中熬过两个小时。

主持人一番简单串词后，乐队开始表演，开场曲目是商家指定的《甜蜜蜜》，三个西装革履的年轻小伙开始煞有介事地演奏起来，键盘上放着一台MP3，乐器的声音开得非常小。

穿着红色性感蕾丝低胸短裙的女主唱事先已经带来了伴奏带，为了造成一种现场的效果，甲方还是请了乐队来进行“表演”，台下的人面无表情，他们将更多的目光集中在女主唱若隐若现的“事业线”上。

一曲唱罢，台下鸦雀无声，只有零星几人礼貌性地鼓掌，这场表演给四十来个人看的演出，显得格外尴尬。

活动终于结束，三个人收拾好各自的乐器，分配完演出酬劳。人来人往的街道上，三人以飞快的速度奔赴车站或轻轨站，互相告别，一句再见，便匆匆消失在人群中。

轻轨站一列车驶过，如同那些没能留下太多痕迹就消失的乐队一样，或许早已经习惯了短暂停留然后匆匆离去。五分钟后，另一列轻轨将驶入站，亦如同那些接踵而至的新乐队一般，来来去去。只是这一切，与反叛已无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