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夷贝 我很爷们儿

26岁，被妈妈逼婚，自创《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

四年前，北大才女邵夷贝意外爆红网络。这个爱弹吉他爱唱歌，不折不扣的文艺女青年，一头柔发，被网友称为“小清新”。

我很爷们儿，偶尔带点“重口味”。1月11日，她带着随笔集《我站在蚂蚁这一边》来到重庆举行签售会，邵夷贝说，自己内心很“老男人”。

“不务正业”邵夷贝

学新闻，玩音乐；做歌手，却写书。邵夷贝一直“不务正业”。

“考试前背背书就过了。上大学最牛的是，我玩了乐队和话剧。”在北大，邵夷贝把学院当做了疗养院。

邵夷贝在青海出生，然后去青岛上中学。

“我爱摇滚乐”高中时，她在自我介绍里说。

为去看张楚的演出，她足足吃了两个月的方便面，才攒够门票。演出结束，她跑到后台，对着张楚唱他的歌，结果把张楚给唱哭了。

第一次高考，邵夷贝落榜。

复读一年后转战青海，她夺取了2002年青海省文科状元。

“要听老师的话，按照老师的要求做题。”彼时，某网络媒体采访她，想探知她成为高考状元的学习经验。19岁的邵夷贝跟所有的状元一样认真地说。

然而很快，她就推翻了自己的理论。

到北大报到第一天，邵夷贝手捧《北大诗集》，迈进了北大大门就改了专业，放弃中网选择了新闻。

新闻不好好学，邵夷贝混起了戏剧社、影协等文艺社团。

大二时，她在一支名叫“莎木”的校园乐队里做鼓手，同时也导演了女性主义话剧《她•独白》。

保送到中国传媒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她又和德国学生组了支女子乐队“甜蜜蜜”。

“大龄剩女”邵夷贝

原本以为学新闻好找工作，可等到研究生毕业后，她猛然发现，没有多少新闻实践经历的自己，被抛到社会后“什么都不会”。

相比到处找工作，自诩宅女的她，宁愿一个人在家待着弹吉他。

但是，只会做西红柿炒鸡蛋、不打扫卫生也不想经营生活的她让父母非常担心。

很快，母亲搬到北京和她一起住。

她在一个师兄开的IT公司里谋了份商务代表的工作，每天上9个小时的班，待在办公室开各种各样的会，见各种各样的人。

这样的生活让自认为有“沟通障碍症”的她显得格格不入。

母亲在解决了她的工作问题后，开始将焦点转移到感情问题上。

“都这么大了还剩着怎么办啊！”母亲的絮叨，把她逼急了。她就在家随意弹唱，创作出了《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

“其实这首歌我没有拿笔写，就是自己弹的时候把词唱出来，不是完全的即兴，因为我唱了好多遍才把词定下来。”几个月后，她在朋友聚会上唱起了这首歌，有人用手机录了下来并上传到网络上。

邵夷贝就这样火了。

本想请朋友去把自己的视频删除，可是后来的发展超出了控制。媒体和唱片公司、经纪公司蜂拥而至，出乎意外的成名让她完全不知该如何招架。

“老男人”邵夷贝

“文艺女青年”“小清新”网友贴的标签，让她不满。

自认为内心挺像一个老男人，偶尔还带有“重口味”。邵夷贝可以列举出一大堆“老男人”，例如周云蓬、BobDylan、罗大佑……因为在她心里，自己也是个老男人。

“我喜欢自己大叔的那一面。”邵夷贝说。

从2009年底开始，邵夷贝创作了一系列歌曲来讽刺或者记录本年度的大事，比如《现象2009》、《我们》、《改变2012》，这些歌曲都带有政治指向性和社会新闻元素。

在纪念“7.23动车”事故而创作的《正确死亡指南》中，她唱道：“你教我死，我哪敢伤痕累累。在前进的火车下面，我不能扯你的后腿。”

尽管不认同，就如商品的标签，“小清新”挥之不去。

“让大家能辨认你，也是别人的自由，对我来说，我知道自己的多面性就好。”邵夷贝干脆不去辩解。

“投机者”邵夷贝

有人质疑她的歌很有“投机性”。

她对社会热门话题的追逐，是为了投某部分人所好，并不能真正起到改变世界，改变社会价值观的作用。

我不喜欢“嘶吼叫骂”，面对质疑，邵夷贝将选择社会现实的角度来创造歌曲，归结为新闻学科班出身的经历。

“我对现实社会问题一直都比较关注。我的每首歌都是我与世界沟通的一种方式，用比较精炼的方式表达思想，对我来说比用笔更舒服。”

乐评人李皖认为：“邵夷贝是80后的代言人，她很有想法，总在留心观察这一代人与时代的一些命题，这就是她的可贵之处。”

“内容更偏写实，对现实更多的是表达悲悯或者有一点哀怨，没有什么不痛不痒的内容，歌词都是自己想说的东西，我不会去寻找卖点，比如爱情，我没有苦情歌。”邵夷贝自我评价。

“她的音乐跟适合卖萌的声线一点关系都没有，她一直在用音乐去反思社会，讨论沉重的社会话题，这让人很敬佩。”音乐制作人张亚东称。

“我现在不会纠结自己的音乐素养了。因为学过后我就懂得了，好音乐都不是靠技巧堆出来的，技巧只是皮，‘热爱’才能真正提供热量和营养。”面对批评，邵夷贝花了一年多时间去学习音乐，从基础学起。

“死磕派”邵夷贝

接连推出两张专辑《过家家》和《灰色人种》后，邵夷贝发现，在中国做原创音乐真不是个赚钱的好行业。

“好多人上网免费下载歌听，听歌不花钱已经变成惯性思维，我比较偏重创作，又不太有现场演出，就慢慢活不下去了。”

“在理想主义的道路上死磕”。她的目标就是持续“发声”。

“我想改变世界，但怎么也改变不了。希望多创作有意义的作品，让我的每首歌都有生命。”她觉得，只要能坚持自己的创作，坚持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拥有这么一个过程就挺开心，如果悲催的失败了就当是体验生活。

“我认为梦想就像大米饭一样，永远不会对它厌倦，应当把梦想融入到生活的过程中。”她说，“可能明天我就得靠工作养音乐，但是谁知道呢？说不定我也能坚持到70岁或是80岁。”

在自己的随笔集《我站在蚂蚁这一边》中，邵夷贝的文字依然是直白和真实，虽然有着淡淡的惆怅和对周遭的无奈，却依旧对未来心怀向往。

她在书中写道：“我站在蚂蚁这一边，也想要成为这样的蚂蚁，也许脆弱，也许低微，但我愿意因此而兢兢业业、持续努力。不懂得权谋斗争，不懂投机取巧，但我同样也不懂得放弃。”

“越长大，越能看清自己的渺小。撕破那些一直想要挣脱的保护壳，终于发现自己身体的柔弱”。邵夷贝写到。

本报记者 胡芷滔 邓雪婧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