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4-文化·重庆档案-抗战遗址消失近半

日期:08-14  来源:重庆青年报

抗战遗址消失近半

特殊的历史背景,赋予重庆数量最为丰富的抗战遗址资源。七十多年后,那些当初挺过了日军炮火硝烟、“大轰炸”等毁灭性打击的抗战遗址,如今却消失了近半。是什么比“大轰炸”杀伤力更大,削弱着这座城市的文化脉搏?那些“消失”的记忆还能否重新寻回?

墙体已”七零八落“的重庆之蛙

残破的张群公馆

围墙已垮塌的范绍增公馆佣人房

现状

767处遗址消失近半

1937年11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自此,重庆成为战时全国的政治中心,至1946年5月5日还都南京,八年多的陪都历史造就了如今重庆数量最多的抗战遗址资源。

据重庆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重庆市范围内共有抗战遗址767处,现存395处,就目前存数而言,居全国之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文化遗产发展报告》显示,重庆在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排名中位居第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重庆有大量抗战遗址。

一方面重庆是全国抗战遗址数量最多的城市,另一方面却上演着抗战遗址消失近半的尴尬局面。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重庆文物消失数量居全国前三,已登记消失的不可移动文物数量为4002处。其中,消失的抗战遗址为372处,约占抗战遗址总数的48.5%。

消失的遗址,其中渝中132处、沙区51处、江北35处,北碚24处。抗战遗址消失原因最多的是由于城市开发建设,共占185处。

“文物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分量太轻”,重庆市社科院研究员邓平感叹,城市的败笔愈演愈烈。

何香凝、廖承志故居,茅盾旧居,重庆大隧道惨案墓地……这些鲜为人知的抗战遗址已陆续消失,如今已再难寻踪迹。白市驿机场、珊瑚坝机场、中坝机场、广阳坝机场、九龙坡机场是抗战时期的五大机场,现仅剩三个。

无法找回的抗战遗址

如今,不少抗战遗址已无法再找到踪迹,无论是年久失修还是人为破坏,这些失去的遗址已是“回天乏术”。

同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部旧址原为川康兴业公司住房,1942年改为同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部办公地。解放后为重庆电信局托儿所,保存基本完好,为中西式砖木结构建筑,三楼一底,楼宽24米,进深14.5,米,楼高17米,目前已不存在。

1937年11月,战事日益紧急,中央研究院西迁。1944年,该院自建房在国府路337号落成,总办事处搬定国府路新厦。中央研究院在重庆的多处遗址,特别是院本部的遗址早已完全毁坏。

生活书店是邹韬奋1932年在上海创办的,1938年邹韬奋10月赴重庆,随后在重庆创办了同名杂志《生活书店》。生活书店后与相近的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成立“三联书店”,生活书店重庆分店在今渝中区民生路,遗址已不复存在。

绝大多数抗战遗址为简单的砖瓦、竹木、土墙甚至捆绑式的“抗战房”。加之重庆气候潮湿,土木结构建筑极易受潮、虫蛀、腐朽,经过七十多年的日晒雨淋、风雪雷电、鼠灾虫害等破坏,年久失修失管,许多遗址已是残破不堪。

事件

“保护性”拆除的遗址

2012年,“保护性拆除”一词成为网络热门词汇。

事件源于2012年2月13日,微博网友“异蛙是个跳蚤”发布微博称“蒋介石行营拆了”,同时还发布了施工现场图片。微博一出随即引起网民关注,第二日,众多媒体曝光此事。

据目击者称,只见工地周围修起了围墙,有铁门一扇可供进出,两楼一底的旧址屋顶已经完全被拆掉,仅剩砖木残体。

对此,重庆市渝中区文广新局副局长吴辉说,“重庆行营”所在地块目前的业主单位为重庆市复旦中学,地块已规划为教育用地,目前正在进行“保护性拆除”。网友用“明白式糊涂”调侃对该事件的回应。

“保护性拆除”事件发生在北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维修性拆除”后不久,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就此表示,所谓“保护性拆除”、“维修性拆除”,都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重庆市渝中区文广新局宣称,蒋介石行营修复工程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要求和程序进行,于2011年年初启动,通过前期的可行性论证、现场测绘、方案设计等程序,当年7月修复方案通过专家论证,11月通过重庆市文物局审批,2012年8月开始复建,预计2013年10月竣工。

摄影爱好者钟磊提出质疑:不能在原建筑基础上修缮吗?为什么非要拆掉呢?人都去世了,给他穿衣戴帽,意义有多大?

被“误拆”的抗战遗址

2009年3月位于两路口的金城别墅已被意外“误拆”约1/3,此处曾是第三次文物普查发现的新增抗战遗址。“若不是当时接到群众举报,金城别墅可能已经成为新增的消失抗战遗址。”家住两路口的六旬老人陈卫国说。

被群众举报误拆时,别墅内原住居民早已搬空,墙壁上密密麻麻地涂写着鲜红的一米见方的“拆”字。三栋别墅门窗全部被毁,屋内空无一物,原有的欧式壁炉、卫生间等设施已被损毁,门前条石砌成的栏杆部分被推倒,其中两栋楼屋顶已被掀掉绝大部分,院落里堆满发黑的檩子、椽子,遍地瓦砾。

事件曝光后,文物执法人员联系拆迁指挥部,要求暂停拆除工程。现场拆迁办工作人员称,金城别墅被划进拆迁范围,此前尚不知道其经历及文物价值,只等同于一般老房子处理。

2010年11月,綦江县韩国临时政府主席李东宁旧居被拆,施工方称不知情导致误拆。直到拆迁事件发生之后,该片区施工方仍然不清楚该规划地段还存在哪些抗战遗址或者文物单位。

事件曝光后施工方改口称,现场确有綦江县文化体育委员会于2000年6月所挂文物保护标志,但由于标示不明,施工方误以为是邻近一栋楼房,所以保留下另一栋“水泥预制板结构”的房屋,而误拆了这栋“砖木结构”的老建筑。

“‘误拆’抗战遗址非常令人感到惋惜,同时也令人愤怒。应该严格处罚连带责任人,不能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退休教师王劲锐表示。

“高级会所式”抗战遗址

另外一种尴尬的存在是,某些抗战遗址得到了相关部门的“保护性”规划和开发。但随着规划的出台和开发的落实,各方争议不断。

目前,被媒体曝光的刘湘公馆内高级餐厅已停业,公馆四周用红白蓝三色塑胶布包围。透过右侧的玻璃门,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公馆内原封不动的会所豪华装修和高档家具。公馆后方用于养食用鱼的玻璃鱼缸内已经没有鱼,缸内只剩下水。

离刘湘公馆不远处,是日前媒体曝光过差点“变身”雪茄会所的李根固旧居。目前李根固旧居被闲置,墙上残留着突出的电线和部分未刷好漆的白色墙体。

重庆商报记者刘勇说:“除了刘湘公馆,还有法国水师兵营和陈诚公馆也改建成高级消费场所。在重庆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戴笠公馆改建为巴渝文化馆,其实是用来租借给他人做活动的高级会所。”

南滨路上的法国水师兵营,曾为法国大使馆旧址,主楼为回廊式结构,二层为砖木结构,占地114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617平方米。如今是香榭里1902酒吧,充斥着高级红酒、咖啡和香水的气味。

“悄然升级”的陈诚公馆卖给了协信地产,早在2010年4月份就正式营业,主营高端粤菜。陈诚公馆原建筑为三楼一底,砖木结构,既有中式木门窗木件,又有西式线条拱门窗、圆窗。青砖墙支承木梁构架。位于中华路168号,国民参政会旧址曾变身洗脚城。据悉,不久后,重庆国民参政会旧址将面临拆后平移重建的命运。

抗战遗址模糊在尘世中

坐落于鹅岭公园内的桐轩石室始建于1909年到1911年间。是清末重庆商会首届会长李耀庭所建的私家园林避暑小憩之地。因建造时四周遍植梧桐,绿荫环抱故名“桐轩”。

然而这个富甲一方的商人李耀庭和军阀蔡锷逗留过的纳凉石室内,一块长方形灰白的大石桌上横放着几块红砖,或许就在几天前,这里还有人在此打乒乓球,石桌边上还放着剥落的橘子皮。

巴南区南泉镇红旗村刘家湾,一隐蔽的山湾里,当年国民政府关押战俘的红旗日本战俘营大部分已垮塌,有的地方只剩下几堵空墙用于堆放杂物,完好的部分用来养猪和牛。

圆庐坐落于嘉陵新村190号,建于20世纪30年代,是民国立法院院长孙科的公馆,出自著名设计师杨廷宝之手。因建筑体型为圆形,故称“圆庐”。

而今,圆庐已淹没在平常村落间,圆庐主体建筑中已有11户人家居住,昔日的圆形舞池,变成了几家住户的公共厨房,油烟杂气通过原舞池柱窗孔排,暗黄发黑的油污一直蹿伏到屋顶。

万盛经开区丛林镇海孔村的海孔洞,是中国第一架运输机的诞生地,然而现在海孔洞已被承包用于娃娃鱼养殖。2009年,海孔洞被确定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这些过去的历史,我们年轻点的村民都不知道,我都不怎么清楚。”海孔村支书周祥芬说。

重庆市人民公园内的重庆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长眠着日军大轰炸时81位勇救市民的消防人员。然而这座纪念碑竟被媒体曝光五小时内有163人次在碑体底部或附近小便。

根源

抗战遗址消失的多种原因

重庆市文物局局长幸军指出,造成文物“消失”主要有五种原因:

一是原发现、确认的文物因地震、地质滑坡、城市拆迁等自然或人为原因,遭到彻底破坏而消失。例如黔江区生基坪墓群是在新城开发中消失,巴南区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礼堂则是由于年久失修而自然垮塌。

二是原登记文物并不存在,经此次普查加以纠正,作为消失文物进行登记。

三是原登记文物在此次普查时被认定为非文物,故予以撤销。

四是原登记文物有多登现象。

五是性质改变消失。

“对遗址价值认识不够,是重庆抗战遗址逐渐消失的主要原因。”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李波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历史原因,除极少数红色历史文物外,众多抗战遗址的保护与开发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区政府曾拿出两万多元临时维护日军战俘营遗址,若要实施整体抢救性保护,费用将高达三千多万元,这笔资金对于区里来说是个大难题。”巴南区文管所所长黎明说。

来自官方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不可抗力和资金匮乏两方面,而民间则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

多方利益扼住咽喉

“那些被保护的比较好的抗战遗址,往往具有一定开发价值或商业价值。然而这些价值不突出的抗战遗址很容易让位于城市建设,成为历史前进的‘牺牲品’,但这又是难以扭转的局势。”家住大溪沟的白领刘娜说。

有人曾评论中国的文物古迹保护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为追求现代化而大量铲平古迹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利用古迹创造观光资源的时期;第三个阶段则是地方政府扶持之下的新建古迹时期。

北碚区北温泉公园内,周恩来、蒋介石、朱德等国共领导人曾居住过的数帆楼、竹楼、磬室、农庄和柏林楼已成为重庆柏联SPA温泉酒店的一部分,非顾客不得入内。酒店内“五大名楼”仅剩建筑物主体,“数帆楼”已辟为红酒窖藏馆,农庄则成为酒店高级管理人员宿舍。

“在古建筑保护弱化的背后,总会晃动着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利益之影”。因为土地存在着巨大的暴利空间。一些机构和公权人,仍将‘土地财政’看作一台印钞机。不仅可以让自己的任期内的效益不受损,而且能让地方财政不至出现严重亏空。一边是为政绩、为创收而为土地一路抓狂;一边却是本该得到保护的名人故居等古文化建筑,不得不无奈地纷纷让位于“高楼大厦”及“高级会所”等。无疑,这样的行为是短视的,是对城市灵魂的粗野侵扰。”周瑶如是说。

本报记者 李诗洋 采写 沈静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