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高考反作弊始祖
嘉宾：李宝臣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时间：2013年2月23日09:30
地点：首都图书馆A座一层多功能厅
中国古代自唐代推行科举选士以来，科场就不断上演作弊的把戏，都说书生重礼仪、知廉耻、讲孝悌，为何有人进考场时裤裆里塞纸条？温文尔雅的书生们为何如此胆大妄为？他们究竟为了什么而痴狂？研究员李宝臣向您讲述“偷盗功名”的种种方式以及背后的利益交换。
科举体现公开公平
自从有了国家，选拔人才便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大问题。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时的九品中正制，都是运用推荐制度。察举制最后一定走向裙带关系，因为如果选拔人才的机制中依靠道德，那么这个制度严格说不是好制度。虽然人们现在一直说道德如何，其实道德是最不可靠的，因为道德讲良心，道德标准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道德有很强的适应性。
察举制的存在助长了裙带关系。魏晋时做官的途径被社会上层所把持，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到了隋朝，隋文帝发现这个问题，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开始执行考试制度，隋唐的考试制度远不及后来考试制度精密，但的确从察举制向科举制度迈出了第一步。为布衣精英和皇帝之间架起了桥梁，这一桥梁便是考试。没有背景的人可以通过报名考试进入社会上层，这为唐以后皇朝稳定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我觉得中国对世界最大的文明贡献，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实现了世人所追求的公开公平性。比如现在人骂高考，我常说，高考是现今中国存在最公平的制度，如果把高考制度掀翻，中国会变糟糕。
科举制度跨越了成才由人推荐这道虚拟的墙，科举在宋代形成制度。一个制度最需要的长期运用，人世间最糟糕的事情是“法常变”，只要能成为制度的东西很有限，它绝对不是十全十美。
科举制度出现后，到清末经久不衰，说到底这个制度它给皇朝带来了利益，它给布衣精英带来了利益，科举制度将选拔人才跨越了裙带和血缘关系，将平民直接和皇帝建立起了联系，有了这套制度，招来了读书人。
扩招并不是现在创新
当你投身这个制度，享受其中利益时，大部分人的心思便脱离正轨。如果想考试作弊，那就得明白科举制度如何规范考试？
古代中国的学校是人才训练的储备所，比如明朝和清朝，北京有国子监为国学，各个省有省一级的学校，比如江苏省省会江宁（南京）有府学，学生法定名额为40名，州学是30名，县学是20名。怎么进入这些学校呢？通过考试。
古代社会，读书人是一种政治概念，而不是指认识字的人。学问再大，认识的字再多，如果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国家不承认他为读书人。
读书人最低名为童生，然后参加县里的考试，这个时候称为应童子试，初级的功名叫秀才，参加县里考试，参加府里考试，明清都有三年分隔时间。朝廷派人到省里，到府县出题考试，参加这场考试的为童生，这场考试名为院考。
院考、县考和府考三项合格才能成为学校的正式学生，这叫秀才考试。只要你报名参加考试，你就获得了读书人的身份——童生，即便你没有考上，国家也承认你是读书人，没有考上的学子叫童生，考上了叫生员，俗称秀才。秀才人员有限，一个府名额为40名，考的人多，学生满员后怎么办？
古今人的心思一样，当代选择扩招，古代也是这法，扩大名额。40名规定名额外增收40名，这叫增广；不久又满员了，再增加40名，这叫附学。
虽然这三种人都统称为秀才，但是待遇不一样。新考上的人只能称为附学生员，过去秀才年年考试，可以依次递补，附学生员可以升增广生员，增广生员可以升秀才，最高级为领系生员，领生到了第一档，国家每月发钱，比如在明代，领生家里可以得到两锭，一年还发六两白银，同时还可以获得一定粮食，也可以说此为享受公费待遇，下两档没有这待遇。这是初级考试，考试了就是初级生员，在地方就可以进入绅士。但是生员不能直接做官。
进入仕途两条路
古代人讲科举难考，有一副对子：“行年七十尚称童，到老五经还未熟，不愧书生。”
初级功名想做官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府学、县学推荐到国子监，比如一年府学可以供两名、县学可以供一名，当然得是这里的优等生才能送到国子监，身份变为贡生。贡生有固定名额，名额太少，每隔12年增长一次，叫拔贡。这些人在国子监念书后，便可以分配到各部衙门实习，然后便可以做官了。纯粹的秀才在乡间没有为官资格。
另一种途径是接着往上考，生员考举人一定要经过科举考试。通过考试的人要和秀才之间名额成比例，比如明清在江南省名额比较多，三年一考，名额大约200名，江南省当年开科时学生比例为1:30。如果录取200人，参加考试的人必须为6000人。
省试中了之后便是举人，金举人，银进士，30个秀才中一个举人，举人中了以后，第二年就可以上公卒，全国会试也是三年一次，第一年秋天考中了举人，第二年春天便可以上北京考进士。考中进士后可以参加会试，等一个月就可以参加殿试。殿试就是排名，会试中了以后到殿试不会再有人落榜。一甲为状元、榜眼、探花，这叫赐进士及第；二甲100多人叫赐进士出身；三甲160、170人叫赐同进士出身。
有考试的地方就有作弊
省试和会试，都在贡院考试，贡院是专为考试修建，平常没有作用。贡院不是读书的地，它是考场。木质小号房，一排一排单面坡的房子。过去是木制的，万历年以后，改为了砖木结构。因为在天顺年间，科举考试时发生过大火，这与考试制度有关。进场以后，要锁贡院，这是为了隔绝内外消息。
参与国家考试的人分为两类人，一类是组织考试的人，另一类是参与考试并接触试卷的人。凡是组织考试的人见不着试卷，凡是接触试卷的人不参与考试的组织。
开始考试，卷子上要写上考生三代详细情况。考完后要糊名，交卷子。糊名后的卷子要重新编号，然后誊录。糊名和誊录保障了科举制度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现在高考、研究生考试等只保留了糊名，糊名以后，存在可以认笔迹的缺陷，所以宋朝创造了誊录这法。由生员来做这项工作。这项工作不是奖励考试成绩好的生员，而是一种惩罚机制。文化低了抄不了卷子，文化高了也不能做这事。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但这也是一项体力活，所以是对生员的一种惩罚。为了防止抄错，抄了卷子之后送到对读所，对读相当于现在的校对。对读完才能送去分房批阅。
将所有卷子分为与阅卷室相对应数量，主考抽房签，副主考抽卷签。决定录取谁不录取谁由主考决定，副主考只有推荐权利。
在古代作弊，必须暗通关卡。作弊道具有夹带衣等，夹带衣是在衣服写满了四书五经，我觉得这没有用。过去考试，出题范围在四书五经内，但是考的不是背诵而是延展，比如横章题、竖章题等，但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四书五经中抽出，夹带衣最多能让作弊者找到那句话出自哪里，但是仍然做不了文章，这种夹带衣在童生考试的时候可能还能起作用，在举人和进士考试时，夹带衣一点用都没有。这种作弊只会出在秀才考试里，因为题目可能简单，在后面考试中不会有何作为。
最流行的作弊方法是枪替，就是现在的枪手，枪是请人代写文章，替是请人代考。枪手文章不一定是本人做的，但本人亲自宣读稿子；枪替指文章不是本人做的，也不是本人宣读的。因为过去没有照片，为了防止枪替出现，签到表会以文字形式记录这个人的长相。参加考试的学子必须与县里其他学子联合作保，一人造假全部取消资格。
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科考
所谓娼不能参加考试，指的是开妓院的人，而不是说妓女，因为古代科举制度不允许妇女参加考试。比如说妓院里的打手，如今说：某人给某人带了一个绿帽子，这个绿帽子怎么来的，它源于妓院。因为在宋代妓院，男性服务人员都带绿头巾。每天看着其他男人寻欢作乐，自己挨个伺候。所以“绿帽子”这个词是源于宋代妓院。因为过去开妓院的，往往是男性。这类人的后代是不能参加科举的。
优，是指唱戏的人；吏，就是衙门里头的人，而衙门里头要分两种，一种是穿黑衣服的，这种人的后代可以参加，而另一种穿红衣服的不行。因为穿红衣服的是负责杀人、打板子的，这些人的后代不行，因为他凶，他从事的事业凶。
卒，不是士兵，而是军中的苦役，这些人的后代不能参加科举。
咸丰八年，出了一件科举大事。第七名平龄，他是一个票友，旗人，他喜欢唱戏，平常没事他老去唱戏。结果舆论大哗，说这科举中榜怎么出现戏子了。
闹起来了后来发现其实这平龄不是戏子，但是因为这事闹起来了，结果咸丰皇帝一查，最后查出问题，发现平龄的朱卷墨卷不符，刚才说过他有誊录，他的朱卷在誊录过程中被人改了。因为他的墨卷里有七个错别字，而到了朱卷没有了，被人给改了。
因为原来要求是墨卷怎么写朱卷就怎么写，类似于现在的复印，不能改。比如说他这块圈了一个，你也得圈一个，不能说这个字他删了，我就不写了，那不行。出现这个案子以后，平龄却死了。
按说这个案子就过去了吧，但是没有，因为这件事开始往下查，结果查出来要了大学士的命。后来查出第238名举人找到一个统考官，跟他约定：第一篇用了也乎句尾，第二篇用了而已矣句尾，第三篇用了岂不兮哉句尾，试帖诗用了帝泽，四处关卡定好了。但这件事未必能成，因为统考官没有决定权。
结果最后统考官在判卷的时候，最后搜卷就找到了这篇文章，而且给他写了比较好的评语，结果就给荐卷，他只能给主考推荐，殊不知百俊看了这卷子以后认为不行，最后才勉强让他中了第238名，也就是说是很靠后的名了，结果这件事在查的过程中给查出来了。
查出来以后，清朝对于这种暗通关卡的案件，一经查出，一定处死。清朝对于考试作弊，施以重典。
本报记者 沈静 曾觅 采写
探究芭蕉俳句之中国文化
“古池碧水深，青蛙扑通跃其身，突发一清音。”松尾芭蕉的这首《古池》俳句，由微见著的自然之美和动静结合的诗意境界，让人不禁联想到唐代王维的《鸟鸣涧》，它们之间纠结有没有联系呢？
芭蕉俳句意境与中国诗歌相通
日本文学研究家西乡信纲在《日本文学史》里评价道：“虽然取材于卑微的对象，但这里边有着和歌、连歌以及贞门和谈林所不可能发现的自然美。”由此看来，这看似平凡的几个字竟标志着日本诗歌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这样的手法和意境在芭蕉之前的中国诗词里并不鲜见。尽管有国别之异、时间之差、题材之别，我们还是很容易联想到唐代王维的这首《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而“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这一出自梁代王籍的诗句，意境的“含蓄”上虽不如前者，但作者的身份与芭蕉恰为暗合——“长年悲倦游”的旅行生活，置情于景之中以求解脱的心理状态。
如果说不是文学在两人的心中恰好完成了相同的感情释放，那么我们有理由推想，熟悉中国诗歌的芭蕉从中土前代诗人的作品中收益良多而文心契合。
实际上，如果移花接木，把这首名俳按五言的句式翻译出来：“蛙跃古池内，静漪传清响。”可以看到它所蕴含的更深的中国色彩。先是意境的营造。诗人别出心裁地选取了“古池”这一富含文化意蕴的环境，这一独特的景物同时表现了沉静、含蓄、悠远的意象，正是芭蕉所推崇的“寂”的美学观念之体现。
而这种意境在王维等人的诗中颇为常见，两种诗体都创造出了一种能充分表现抒情主体情思的意境。
据说芭蕉在创俳时曾考虑过用“山吹花”这个和歌的传统意象，但最后终于独创性地采用了“古池”，这无疑是芭蕉在各种文化因子作用下尝试改变俳风的一大成就。
其实，芭蕉对俳句意境的营造有很多地方是与中国诗歌灵犀相通的，如：“晚秋少生机，萧索枯枝寒鸦栖，惨淡夕阳西。”(1680年)不禁让我们想起中国诗歌甚至书画中经常采用的“枯木寒鸦”意象：而“朦胧马背眠，远处淡淡起茶烟，残梦晓月天”(1684年)则颇似中国古代“早行”诗造境之法。
芭蕉俳句有“中国风”
芭蕉有这么一句：“屋内避冬寒，推门即见伊吹山，悠然溢心间。”更直接地表达了与陶渊明一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清雅情致。虽然我们能找出很多的例子证明芭蕉俳句与中国诗歌的渊源，但我们还是不能就此推断芭蕉创俳、变俳皆有中国文化的影响。要看清中国文化因子在芭蕉创作中的作用和地位，最应该做的是综观他一生的历程和与中国文化的接触。
从1684年到1694年，芭蕉在10年的旅行生活中创作了各式各样的旅行记，更完成了《冬日》等七部俳集的创作。在1694年，芭蕉51岁时,旅行的劳累终于让他病倒，卒于10月12日。
芭蕉被日本文学界奉为“俳圣”，他的俳作流传至今、妇孺能诵。那么，中国文化的影响到底渗透到了芭蕉生命历程的哪些方面呢？是什么促成了芭蕉与中国文化的亲和？结合上面的赘述与芭蕉俳句中出现的“中国风”。在芭蕉俳句中，最明显的中国因素无疑是“诗圣”杜甫的影响。被称为“俳圣”的芭蕉有过这么一首《忆老杜》：“暮秋长嗟吁，伤时叹世者谁子？西风掠髭须!”俳中与老杜相悯相惜的情致令人长叹，而“伤时叹世者谁子？”这句对杜诗词序倒置的模仿更让人领略了他对汉文化，尤其是杜诗的熟悉与精通。
看看这一芭蕉俳句：“长夜充耳闻,风打芭蕉雨打盆,辗转梦难寻。”这与杜甫所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如出一辙,而其中蕴含的情感压抑更像是文人孤苦之境的一脉相传。
有趣的是，芭蕉俳中的“芭蕉(庵)”式的草堂杜甫也有，而且也是朋友送的，杜甫也在草堂被毁之后开始了新的流浪生活,而且在这段时期创作硕果累累。我们再回想一下芭蕉草堂的原名“泊船堂”，完全可以感受到两位诗人极深的渊源，甚至可以说，芭蕉在杜甫因素的作用下不自觉地重复一条由人至圣的轨迹。
1689年的“寂静似幽冥,蝉声尖厉不稍停,钻透石中鸣。”，1691年的“耳闻杜鹃声，密密竹丛何处寻，只见月光倾。”此类句子数不胜数，可以说芭蕉的大量俳句都透出几种因素综合的作用。
通过比较松尾芭蕉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和俳句的创新，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文化交流的价值。
本报记者 沈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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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