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江号子余音挣扎

2006年，川江号子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历史的老船似乎驶入了时代的主航道。然而随着国家级传承人陈邦贵在2012年年初离世，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生产性保护和实施，至今未评选川江号子的国家级传承人。于是，陈邦贵50岁的爱徒曹光裕、40多岁的建筑商欧祖荣和80岁老船工陶鹏，如同三个筋疲力尽的纤夫，气喘吁吁地用各自的方式拉着老船逆水而上……他们的尴尬，正是川江号子当下不得不面对的危局。

如今杨青溪边安静的“舵龙子”图片由欧祖荣提供

曹光裕不够“沧桑”的传承人

2012年2月7日，川江号子的国家级传承人陈邦贵离世，但人们并未感到过多的担忧，毕竟他的嫡传弟子曹光裕正当盛年，名正言顺地继承师傅的衣钵应该不是问题。但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曹光裕还只是市级传承人。

土气学唱华丽收场

1987年7月，72岁的陈邦贵应邀参加了在法国阿维尼翁市举行的“世界大江大河相会在罗纳河”的民间艺术节。这件事引起了重庆轮渡公司领导重视，决定让陈邦贵在公司内部挑选一个徒弟并教会川江号子。此时年过古稀的陈邦贵也很想以此找到一个真正的传承人，毕竟自己年事已高，但此前带了两批徒弟都没能出师也让他很忐忑。

这一年，流行音乐已经传入大陆并成为年轻人生活的一部分，学川江号子则被认为是很“土”的事情。

学习川江号子，曹光裕最初并不愿意。“当时选中我，是因为我曾经唱过号子，又是我们公司唱歌唱得最好的。”曹光裕说。

川江号子对于做过八年船工的曹光裕一点都不陌生，虽说当他只是在江边拉趸船。尽管拉趸船的人数远远比不上解放前长江边的纤夫，川江号子的种类也少很多，但因为有点底子，他中选了。

回忆到这里，曹光裕有点伤感，他想起了自己每天枯燥的练习，一次次顶着熊猫眼上班的情景：“学唱川江号子其实很难，川江号子是在没有任何伴奏的情况下，用清唱的方式表演；高音部分高亢嘹亮又不能用假嗓，否则就失去了劳动的原生态了。”

苦学17年后，曹光裕终于出师了。从最初跟着师傅伴唱，到后来与师傅一人唱一半的领唱，到了2004年，43岁的他终于能够独自领唱参加在贵州省黄果树瀑布节举行的西部歌王大汇唱。尽管如此，师傅陈邦贵还是对曹光裕的声音不满意，觉得他的沧桑感不够，为此还曾建议他把门牙拔掉以增加沧桑感，曹光裕拒绝了：“我说这简直是‘拔牙助长’嘛。”

最近几年曹光裕非常活跃，他参加《我要上春晚》，担当《印象·武隆》川江号子艺术指导，还组织兴办川江号子传习所。但他觉得，传承的问题一直让他夜不能寐：“现在虽然名义上的徒弟有很多，比如去监狱培训的服刑人员，去音乐学院授课的学生，还有人民路小学的小小传承人等，至今暂时还没有发现能真正继承衣钵的人。我也收过一些专门学习川江号子的徒弟，但都是来一批走一批，真正想学和能坚持下来的人很难找，要保护川江号子就更难了。”

“艺术形式”与“生产性保护”传承

今年5月，曹光裕创办的川江号子传习所将正式开课，他选择周六周日教学，滚动免费招生，这也是他经过多年摸索找到至今自己觉得最好的传承模式。

尽管他把川江号子唱遍了祖国各地迎来阵阵喝彩时，培养下一代的工作也卓然有效，但还是有不一样的声音传出。有老船工认为，不推船演唱，只是舞台表演的川江号子早已失去了原来的味道。曹光裕激动地回应这种说法：“其实我们不要过多纠结是否能推船这一问题了，传承川江号子如今只能做到艺术方面的传承，物理传承已经望尘莫及了。”

曹光裕承认自己的川江号子和师傅的有很大差别，但这不是今不如昔，而是时代的象征：“川江号子已经有三千多年历史了，川剧只有六百多年历史，师傅唱的川江号子却带着川剧的味道，因为师傅那一带老船工喜欢听川剧，受到潜移默化影响所以像它；而我所表演的川江号子更像在唱歌，那是受到20世纪80年代流行音乐的影响。在师傅以前的川江号子，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原来究竟是个什么味道我很难捉摸。”

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走上日程。生产性保护是指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

正因如此曹光裕也想过在某个地方建几艘木船，在劳动中传承川江号子，但他觉得这已经不现实了。“现实中传唱川江号子，需要沙滩、木船、河流等，这些牵扯出来的方方面面，不是一点时间就能解决的，等什么都解决好了再传承，可能现在的传承人都唱不动了。”曹光裕说，“我选择在舞台上，保护川江号子，只需用道具、led背景屏便能很好的勾勒出川江号子需要的劳动场景，这既安全又现实。”

欧祖荣一艘仿古船的六年流放

曹光裕想做却没有做的事，有人还真的去做了，但是做得同样艰难。

投入22万打造仿古木船

四十多岁的欧祖荣最近情绪不高，他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为自己的木船上桐油了。这条用广告布遮住的川江仿古木船，停靠在铜梁安居镇杨青溪上已经两年多了。这是一条仿古木船，是老欧为川江号子打造的传承实体。然而，因为无法完成相关的手续，欧祖荣的船无法驶入航道，只能在河床中慢慢老化，欧祖荣心疼地说：“我虽然难过，但也无力再去维护它了，因为这几年我真是伤透了心。”

随着川江号子被列为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生于船工家庭的欧祖荣心中生起一个“疯狂的想法”——打造川江仿古木船，让川江号子拥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传承载体！

2007年，欧祖荣拿出多年来做生意的积蓄，以22万元的总价，打造出一条长25米、宽4.2米的仿古川江木船，取名“舵龙子”。

“铜梁男子自筹20万造川江古船”的消息被重庆某门业集团得知，主动与欧祖荣商洽，希望他的木船能入驻重庆的“洋人街”，在传承川江号子的同时，发展文化旅游产业。2008年7月30日，“舵龙子”从铜梁下水，历经30个小时，在万众瞩目中抵达洋人街。闪光灯再一次对准了欧祖荣和他的“舵龙子”。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身强力壮的“舵龙子”仅仅在洋人街风光了一次，便陷入尴尬。于是“舵龙子”在洋人街逐渐被遗忘。怕竹编的船篷经不起风吹日晒，欧祖荣买来广告布遮住了“舵龙子”的船身，并拆下了船帆与相关标志。

2009年3月底，欧祖荣与渝中区冬泳协会合作，以体育活动的名义，让“舵龙子”由洋人街开往石宝寨，再辗转到涪陵蔺市。一时间，久违的川江号子响彻长江……然后，这种“违规行为”却被当地海事部门逮了个现行，“舵龙子”被扣押于蔺市镇江边。不久，三峡工程蓄水导致的水位下降和长江枯水期的到来，让“舵龙子”彻底变为一条死船。

无奈之下，欧祖荣再次召回守船的两名工人来守船，“舵龙子”被重新盖上广告布，再次等待命运的安排。但是，欧祖荣从未放弃过让它回家的努力。2010年10月的一个深夜，长江的水位终于上涨到合适位置。欧祖荣喊上四个兄弟伙，带上一艘机动船，将“舵龙子”不动声色地连夜拖走。

“黑户口”难上户

三天后，“舵龙子”终于回到了久别的家乡铜梁安居镇。还是那两个工人，还是那几张布满灰尘的广告布，“舵龙子”有惊无险地重返起点。多年后提起这事，欧祖荣依旧惊魂未定：“要是海事局发现就完了！为了不被扣留，我们只能深夜行动，偷偷摸摸地，像做贼一样！”回到铜梁，欧祖荣依然没有放弃为“舵龙子”办理“上岗证”的努力。他多方奔走，但铜梁海事部门夏世棕处长明确表示，“在现在的航道体系中，木船有许多不安全因素，欧祖荣造船未得到相关权威部门颁发的设计、造船证书，木船没有船检证书，我们海事部门无法给予‘舵龙子’合法身份。”这让欧祖荣几近崩溃：“想不通，我花费大量心血在干的，原来是一件违法的事。”

“喊你不要造木船，都是淘汰的东西了，这下遭了吧！”当年反对他造船的亲友，此刻也找到了驳斥他的绝佳论据。如今，这条不满六岁的木船，静静地躺在杨青溪的岸边，除了诉说着主人夭折的梦想外别无它用，并正在逐渐被腐朽。

陶鹏总被侵权的艺术家

“舵龙子”的遭遇，也让陶鹏很伤心。作为第一个把川江号子搬上舞台的人，他将川江号子视为自己的孩子，看着它未能按照自己设定的程序上路，心里忧心忡忡之余，还牵挂着自己川江号子专利。

船家子弟踏上艺术之路

83岁的陶鹏出生于船工家庭，从小便受川江号子耳濡目染，长大后成为一名以川江号子而闻名的艺术家。现在，陶鹏正在写自己与川江号子的回忆录，他渐渐以及将它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并希望好好的将它传承下去。

1949年9月，陶鹏考入重庆中华戏剧专科学校本科表演专业，这改变了他作为船工家人的一生。

陶鹏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陶鹏将自己在推船时喊的“号子”经过艺术加工，按一般艺术作品的“起、承、转、和”编成了歌颂劳动人民战胜大自然的男声小合唱《川江船夫号子》。

1950年3月，剧专合唱团公开演出《川江船夫号子》，陶鹏担纲朗诵和领唱，首场演出引起了强烈反响。1951年6月，《川江船夫号子》在《人民音乐》上发表，同年又被灌成唱片发往国内外，在50年代，它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音乐名曲。

船工没了号子还能走多远

90年代一次偶然的机会，陶鹏听到了范裕伦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金质奖章的《川江号子》唱片，“歌曲从头到尾并无大的改变，还是按我发表在《人民音乐》上的《川江船夫号子》作基础的。”

“大家有感于我命运的变迁，就督促我提笔，为后代留下这段文化史料。”没想到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意想不到的情况。

“首先是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初版的《中国民歌选》，仍将《川江号子》署为‘四川民歌’。”

该文在当时让一批老文艺工作者感到惊诧，市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叶语率先撰文还历史真面目。陶鹏也由此坚定了澄清事实的决心。

人民音乐出版社经多方查证后，于1999年3月10日在北京与陶鹏签署了协议，肯定他是《川江号子》词、曲作者，规定《中国民歌选》再版时，《川江号子》歌谱恢复陶鹏署名。

时间漂流至今，陶鹏担心自从《川江船夫号子》1951年被灌制成唱片以来，“川江号子”日渐失去传承土壤。

2008年3月18日，《时代信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则关于陶鹏的采访，题目是《申遗成功川江号子走了》。

陶鹏觉得这是造成他被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冷藏的原因所在，为此非遗办公室段明主任有话说。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冷藏过陶鹏老师，他在这方面现在是重庆的老前辈。如今没有过多地推荐陶老师参加活动，是基于他身体和培养更多年轻传承人的考虑。”

随着老船工的离世，会川江号子原生态唱法的人越来越少。

“趁着现在还有几位老船工和熟悉船工生活的老艺术家健在，我们应该协助政府把川江号子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保留下来，把这一世界品牌的音乐瑰宝发扬光大。”

陶鹏曾多方奔走，联络一批能造木船的老木匠和能唱号子的老船工、老艺人，并且聘请一批年轻人学习演唱“号子歌”等，并打算在川江上选一段水域，复原川江的船工生活，再现消失的川江文化。但这些最终都只是纸上谈兵，他始终都没能让梦想照进现实。

吴秀兰 面临保护瓶颈

中国唯一一位川江号子的女传承人吴秀兰，家住渝北区大竹林银竹院社区。3月13日这天，表演结束后的她和亲人一起畅游三峡去了。看见长江上迎来送往的船只，她仿佛又回到了曾经的生活。坐在船头，吹着江风，听着父辈们拉纤时所喊的川江号子。

1958年到1959年，吴秀兰参加了“三八妇女班”，系统化学习川江号子。到今天，已经71岁的吴秀兰，随口可以喊出四十几套号子，其中包括“滚筒子”、“麻秧子”、“敞口”、“舵龙子”、“中元棒”……

2011年，已被评选为传承人的吴秀兰，将全身心投入制造川江号子仿古木船模型中。事情过去快两年了，但是制造出的三个模型，现在只剩下一个了。

“我现在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老伴经常生病，我们的退休工资不足以支撑我继续投钱在制造模型事件中。

在没有收到任何经济补贴时，我以一万一的价格出售了两个模型。”今年春节后，原本在渝北大竹林镇免费提供的两个10平米的门面，如今也想收回一个了，这让吴秀兰不知所措。

“两个门面已放满了制作模型的材料，如今让我腾出一间，我也不知道能把这些东西放哪里了？如果真的没法，我就只能将它捐献给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吴秀兰带着无奈说道。

本报记者 沈静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