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自1905年初张謇创办了我国第一家真正意义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沉淀，我国现有3415家博物馆，重庆占68家。在重庆这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博物馆中，民办博物馆占10家，行业性博物馆占10家，其余皆为文物部门所属博物馆。
重庆目前近48000件馆藏品中，远至遥远的侏罗纪晚期，近至当代，各品类收藏囊括其中。它们中有哪些是为人津津乐道的“镇馆之宝”，这些“镇馆之宝”的背后有些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揭开重庆博物馆“镇馆之宝”的神秘面纱，或许就能找到答案。
从不祥之物到民俗珍物满金雕花大床
谁都不曾想到，这件珍藏在巴渝民俗博物馆的六柱五檐满金雕花大床，曾是农民眼中的“不祥之物”。
1991年，一位周姓农民跑到巴渝民俗博物馆的前身——江北县文管所建的展厅，说自己岳母家中有一张床，不知文管所有没有兴趣去看一看。于是，当时的周所长带领一批人前去查看。
周姓农民的岳母家住原江北县（今渝北一带）翠云乡花朝村，床就放在她家猪圈里，已经拆散放了20多年，上面盖着厚厚的灰尘。周所长拿了一把扫帚把床上雕刻的一朵花瓣上的灰尘使劲扫开，看到了金灿灿、光芒四射的木雕艺术的一角。
周所长没再继续扫下去，担心这家人要价太高。随后他与这家人商量，请他们将这张床“交给国家保管”，并且给予“奖励费”五千多元，这家人爽快答应了。
据说，这床并非出自他们这种农民家庭，而是解放前悦来乡一戴姓豪绅女儿的陪嫁礼，戴家两个女儿有两张一模一样的床，这是其中一张。床是一个师傅带着两个徒弟花了三年时间才做好的，后随着“打土豪分田地”，它落到周姓农民的岳母家。
这家人得到了这张“金床”用起来却很不舒适，一睡这张大床就会做噩梦。身边的人就都说：“没有这个命，农民哪能享那地主的福。”周家人渐渐信了，加之害怕这张床带来不吉利，于是把床拆散放在猪圈里，还躲过了文革“破四旧”。
了解情况后，周所长立马叫来了十个人，把床运到离农民家五六里路的公路口。经清洗、组装，一张五层木檐、金碧辉煌的床展现在他们面前。
就是这张床，开启了巴渝民俗博物馆走“木雕精品”的道路，在它之后，博物馆又收集了50多张床，但外观刷金漆、金含量达200克以上的满金雕花大床仅此一张，巴渝民俗博物馆退休馆长称其价值百万。但据中国收藏家协会理事唐肇新估价，满金雕花大床价值人民币50万元左右，他还对本文其余8件镇馆之宝做出了估价。
重庆巴渝民俗博物馆
重庆唯一公开的敦煌经卷《唐人写经》
在敦煌石室中藏有隋至北宋早期的大量手写文书、版刻文书、经卷，内容极其丰富。英人斯坦因于1906年从看守千佛洞的王道士手中连哄带骗地拉走了大量经卷，法国人伯稀和于1908年也来到敦煌运走大约6000多卷文物，再后来俄国人、日本人也有来此寻宝，石室中藏品所剩不多。至民国初，国民政府
教育部才令甘肃省政府加以保护，但其中最珍贵的一些文物已流失海外。
古籍传本，以汉魏六朝卷子至为珍贵，价值连城，敦煌石室中的《唐人写经》传世量也很小。
唐人崇尚书法，所以对字体的书写极其讲究，研究真书的字体结构也特别细致。字体结构中的“法”，唐人的探讨是有成就的。唐人关于“法”的美学，不但是书艺成熟的标志，而且是书论臻于成熟的标志。佛家认为“心即是法，法即是心”（《景德传灯录》卷九）；“心生则种种法生”（《古尊宿语录》卷三）。认为法自心生，因为书法之美是从人的心流出来的。
收藏于宝林博物馆的这部《唐人写经》出自敦煌石室，是目前重庆市唯一一卷公开展示的、保存完好的敦煌经卷。据有关人士介绍，原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家曾奉贡此经卷祈福平安长寿。当时西康省为上层名仕高寿者祝寿也曾贡奉过此经卷。
此经卷为《大般涅槃经梵行品》，全长905.5厘米，高25.8厘米。抄经生虔诚之致，沐浴静心，字体逎劲，该经是一部具有浓厚唐代书风的长经。经纸为唐时黄麻写经纸质。装裱于清末民初。引首，隔水，拖尾齐全，细软缎裹，双柱头嵌玉片。
重庆宝林博物馆
国宝级戏服记载川剧60年 黑蟒袍
在重庆川剧博物馆展出的诸多展品中，一件黑色重达七八斤的戏服尤为引人注目。这件戏服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以黑色大缎为底，采用了苏绣工艺制作，将二两重的纯黄金捶打成金箔，裹于丝线上，绣成五爪金龙等图案，被称作“黑蟒”。
1951年重庆了成立了实验川剧院（今渝中区29中附近），贺龙得知剧院成立后，安排时任重庆市市长的任白戈为川剧院定制了一批服装和四件蟒袍，每一件蟒袍从制作到成型至少需一年以上的时间。由于历史原因，目前重庆川剧博物馆仅存一黑一白两件蟒袍，保存较为完好。
川剧中的蟒袍不同于京剧蟒袍，京剧蟒袍胸口所绣多以盘龙为主，而川剧蟒袍所绣金龙为身体舒展更为灵动的游龙，传统元素更为丰富。黑蟒多为饰演朝廷身份显赫的大臣所穿，一般官至二品到一品，正反角色均可穿着。而蟒一般，分红白黄蓝黑五色一堂。
这件展示在重庆川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黑蟒，曾经被许多名角穿过，陈淡然就是其中一位。由陈淡然主演的川剧《将相和》于1956、1957年在重庆剧院（今重庆民权路）演出，票价分别为2角、3角和5角，陈淡然扮演大臣蔺相如。因为黑蟒突出了朝廷大臣的庄重威严，原本用于花脸演出的蟒袍在《将相和》中却用于生角的演出。
上世纪50年代，吴晓雷曾穿着这件黑蟒扮演过川剧《铡美案》里的包公，金震雷、陈玉骏等名角也曾穿上它进行演出。
黑蟒的保养比较讲究，演出完毕后需用品质较好的烈性白酒口含均匀喷洒在缎面上，可以去汗、防潮，一年中还要定时翻晒一两次。用于存放川剧戏服的衣箱分为大衣箱、二衣箱两个不同等级，藏箱时还要放入“叶子烟”，以防虫。黑蟒一般平整折叠好后放于大衣箱内。
重庆川剧博物馆
中国第一只“食肉霸王” 上游永川龙化石
重庆市自然博物馆陈列着“镇馆之宝”——上游永川龙化石，这是我国首次发现食肉类恐龙化石，填补了此前我国没有发现食肉恐龙遗迹的历史空白。
上游永川龙生活于中生代晚侏罗世，外表及体型接近于同时期的北美洲异特龙，其头颅骨化石长约88至111厘米，上游永川龙体长约7至8米，而巨型永川龙可达10米以上。
上游永川龙化石的发现，最早可追溯到41年前。1972年的一天，在位于永川西郊一条公路的断壁附近，一名修建红江厂的施工者正在挖掘土地。忽然，他无意间发现了断壁的夹层中露出一块形状奇怪的石头，石头的形状类似某种动物的骨骼，“个头”很大不像是一般的牛骨、马骨。
发现这种古怪的情形，施工者觉得这里面一定还隐藏了什么秘密，于是发现化石的施工者将情况上报，随即引来了许多当地百姓围观，可他们看不清里面究竟是什么。不明身份的“石头”被厚厚的岩石层包覆，以当时的技术条件难以取出，但不取出又难于辨认里面的“怪石”究竟是何物。不多久，工地上就围了许多人前来看这个“不明物体”，有的人指指点点，甚至有人在旁边烧香拜佛，一直到深夜前来围观的群众还迟迟不肯散去。
最后，施工人员几经商量，采取爆破的方法从厚重的岩层中将化石碎块取出，碎块经由专家进行拼凑粘合，证实这一神秘的“石头”是一块头长约1.1米的肉食龙头。
1977年，施工人员在永川上游水坝施工时，在上部沙溪庙组地层的砂岩中发掘出一个完整的身体骨骼、头颅骨的化石，出土时仅缺失前肢及部分尾椎，是中国迄今所知最完整的大型兽脚类恐龙。
经证实，该化石与1972年发现于永川西郊的化石属同一物种，1978年由中国古生物学家董枝明等人正式描述、命名为“上游永川龙”。自此，中国有了第一只正式命名经专家证实的“食肉霸王”化石。
重庆市自然博物馆
曾经的“非文物”流落在民间 名人匾
2000年以前，匾额在很多人眼中不算文物，后来随着一批上海学者提出了匾额的历史价值，匾额收藏才逐步兴起。20余块自清代到近代的名人匾作为重庆市巴渝名匾文化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有着它辗转的来历。
20世纪80年代，一个中年日本男人来到上海，这名日本人自小便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后来还结识了一位中国姑娘，并与之结为夫妻。这个日本人来到中国期间，便收集了大大小小20余块匾额，其中包含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蒋介石、冯玉祥等名人官匾。
后来，这位日本人的妻子因病去世，于是他打算离开中国回到自己的家乡，并把所有的匾额一同带回日本。就在这个日本人准备携带20余块名人匾一起回到日本时，“连人带匾”被浙江海关拦截下来。之后，那个日本人和他的匾额也一起“销声匿迹”。
此时的中国，原本出自大户人家的匾额，因为历史原因大多数已流落到民间，成为了普通农户家的洗衣板、柴火、床板、墙板，甚至猪圈门板，不少匾额已是面目全非。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这个日本人收藏的这20多块匾，渐渐地被人们遗忘，甚至连收藏界也没再提及此事。
直至2011年的一天，这批名人匾终于“重现江湖”，匾额经由武汉的文物贩子辗转到四川阆中的“玩家”罗军手中。罗军很快便在重庆收藏圈内散布这批名人匾寻找买家的消息。
消息一出，热衷文物收藏的璧山某开发商刘舰第一个闻风前来，很快他便交了订金。刘舰交了订金后开始犹豫，觉得这批匾额难辨真假，于是打起了“退堂鼓”。此时，另一位重庆的文物买家刘光瑞也来看这批名人匾，经过该买家的鉴定，他觉得这批名人匾并非“赝品”，最终以28万元收购了这20余块名人匾，现馆藏于其博物馆中。
重庆市巴渝名匾文化艺术博物馆
至今仍能用《新华日报》印刷机
外观完整、机体保存完好，一台装有德国西门子马达的平板印刷机，现馆藏于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内，属国家一级文物。
这是一台已逾60年历史，《新华日报》曾用过的印刷机。前端右侧的机架上有个补钉，部分零件磨损严重，通身有些氧化锈蚀，至今仍能正常使用。
中共代表团由南京迁至汉口后，经周恩来等据理力争和长期交涉，中国共产党获得在汉口公开出版发行《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权力。可是拿到出版权后，大家更着急了，报刊的出版仅有出版发行权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印刷的设备，经多方努力和进步人士帮助，负责筹备工作的潘梓年终于打听到有家小报印刷厂可以出售印刷机，于是潘梓年便与这家印刷厂取得了联系并买下这台印刷机。
这台印刷机买来后没多久，便担负起“历史重任”。1937年12月11日在《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发售，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也在武汉创刊发售，“两大报刊”的出现震撼了当时武汉三镇的整个新闻界。当时的《群众》周刊及《新华日报》，正是用这台印刷机印刷出来的。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中国共产党驻国统区的公开机构及《新华日报》社也随之辗转迁渝，这台印刷机也随之迁至重庆西三街。
1939年日机对重庆狂轰滥炸，为保证出版刊物顺利发行，印刷机又迁至化龙桥虎头岩下，掩藏在一处简易防空洞内，并默默地“地下工作”了8余年。
1947年2月28日深夜，国民党军警宪特突然包围了《新华日报》重庆分馆。3月上旬，当留渝全体中共人员撤返延安时，这台印刷机却被军警拖至重庆南岸的一个监狱的铁窗之中。直至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军管会清查监狱时发现了这台印刷机，这台《新华日报》曾使用过的印刷机才成功“脱险”。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