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跑龙套”的尹天仇（周星驰饰）对着一望无际的大海高喊：“努力，奋斗啊！”港片中的一个桥段曾让十八年前的中学生青松觉得很开心。现在，他想到这一幕便再也笑不出来了，“总觉得心里有很多感触……”

青松是一名“特约演员”，特约演员通常会有几句台词，或在电影中具有某一片刻的戏剧意义，亦称“小配角”。特约演员相比较一般的群众演员，能够较快领会导演意图和角色内涵，经验更多。特约演员的名字总是出现在演员表之后的“参与演出”中，人们往往无法记得他们的脸和名字。他们能吃到三菜一汤带海鲜的盒饭，也能住进剧组的宾馆，但要成为主角往往很难。这是在生存之上，梦想以下的一群人……

梦想之下　“我们想演正常人”　

2013年4月10日，天色初亮，早晨7点左右，群众演员和特约演员们一早就在江津集中，等待剧组的车子将他们运送到巴南区南彭街道石岗农场内的朱家大院。这是电视剧《罗龙镇的女人》首次到巴南取景，原本约定7点10分发车，但由于现场组织混乱和群众演员没有按时到位，延迟了近1个小时车子才从江津驶向巴南。

主要工作是等待

“一般情况下，群众演员和特约演员的招募是由‘群头’负责的。重庆的群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叫陈振华。他是重庆这方面的老大，外地的戏到重庆来，就由他接过来在重庆找演员。”在剧中出演日本军官小野的藏族演员扎旺多吉如是说。

车子上挤满了十几位群众演员和特约演员，他们从十几岁到五六十岁不等，以男性居多。由于司机不熟悉线路，在驶向朱家大院时走错了路，辗转多时才到达目的地，演员们下车时已是中午。

群众演员们兴奋地换上了服装，他们大部分是第一次演戏，以学生和无固定工作者居多。特约演员们则在一旁娴熟地换上服装拿好道具，出演大婶的特约演员肖萍披上一件卡其色呢子外套走进演员休息室对钟寿平说：“今天不知道又要等到什么时候，我看悬了，估计又是白等一天。”

话未落音，另一位特约演员万仁宗一边皱起眉头一边拿起刚领到的黑布鞋说：“哎，鞋子大了，穿上不跟脚，剧组又没有多余的鞋子，我看只有这样搞了。”万仁宗脱下脚上的袜子，塞进布鞋里，然后把脚放进去。“群众演员和特约演员一般都不需要化妆，除非有特殊需要，比如说出演受伤的群众之类的才化妆。”万仁宗介绍。

群众演员们坐在墙角百无聊赖地摆着龙门阵，特约演员们则在演员休息室里喝茶聊天，有的抽着烟玩着手机。

几个小时在漫无目的地等待中渐渐过去，下午四时许副导演叫到扎旺多吉的名字，轮到他开始拍了。十几分钟后，扎旺多吉回到休息室，他脱下“皇军”演出服，松了口气说：“今天运气真好，一次就过了。不然又像往常一样为了一场十几秒钟甚至几秒钟的戏等上一天一夜甚至是两三天，我今天终于可以收工了。”

扎旺多吉换上自己的衣服向大家打了个招呼便离开了拍摄地，其余人仍在休息室等待着剧组的安排。下午六时许，剧组工作人员走进休息室向大家宣布：由于天气的原因，今天的戏不拍了。

演员们各自开始换上自己的衣服，准备回去。钟寿平表示：“这种情况很多，我们已经习惯了，等待是我们的必修课。反正白等也是要给酬劳的，所以也只能是等下去。”

渴望能演正常人

与大多数群众演员不同的是，这群特约演员几乎都有演出经验，有的甚至是科班出身。钟寿平、肖萍、万仁宗等，均是重庆电视台本土自制剧中的演员，他们都已经退休，特约演员是“副业”。而与他们不同的是，来自四川的青松和重庆的冉翊君一个是专职演员，另一个则是在校学生，他们或多或少都曾在各种影视剧中露过面。

但这些特约演员，经常被要求演出一些反派或“非正常”角色，目的就是衬托主角。

据青松介绍，特约演员不一定都是外形出众的俊男美女，面试时导演会要求素颜并穿上随意的服装，导演要看演员的“本色”。特约演员有不少是长相具有一定特点的人，专门演一些“特殊人群”。比如尖嘴猴腮的就专门演汉奸，满脸横肉的就演恶霸，会武术的就会做特型演员或者武打替身。

2009年，扎旺多吉参演电影《红色恋曲1933》，在当时四川达州市委领导的推荐下，他负责扮演一名土匪头子，出镜一分多钟，拍摄了一天一夜。这原本是一件好事，但令扎旺多吉格外尴
尬的是，要他演的是“强奸”女主角的恶霸。“我第一次拍这种戏，根本没有经验，反反复复拍了八遍才过，最后还是女主角闵春晓教我怎么演我才演过的。”扎旺多吉说，这场戏为他带来了8000元的丰厚酬劳。

青松刚到重庆时，由于曾经学过武术，所以担任了武行。“ 虽然我不能露脸但却是许多明星的‘武替’，摔摔打打，明星演不了的戏我就来演，而且因为不用露面，所以经常同时演好人又演坏人。有一次拍打戏，本来是要踢对方一脚，结果对方闪快了，我一脚直接踢到了一个花盆上，当场右脚大脚趾的指甲就翻开了，鲜血直流，到现在我那个脚趾还没有指甲。如果是名演员受了伤，那后果很严重。”

说起自己参演过的二三十部戏，冉翊君想起了演出过的一个“特殊”角色。“在12岁那年，我还演过一个变态的，要穿上女人衣服，化女人妆。这是在本地拍的一个栏目剧，刚开始我还很不习惯，很不好意思。导演说没事，你挺像女的。穿着那个服装的时候，我化了妆，戴着假发，连上厕所都在纠结，到底该进男厕所还是女厕所？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冉翊君说。

一位姓熊的特约演员说：“我还演过一个傻子叫大头，片名叫《古村女人》，有对白，大头小时候生过病，由于家里穷没钱治所以傻了。虽然是个傻子，这个角色很难拿捏，因为他不是纯傻，是有点类似于阿甘那种，他比一般人要单纯，反应要慢一些”。

“我渴望演好人，从开始到现在没有演过正常人。比如说病人、贼、混混。很多年前接演了一部电影演一个混混，戏份蛮多的，从那开始我就一直演坏人。我从来没有抱怨过，从来都没想过，我倒觉得演坏人挺出彩的，因为在一部戏当中全是好人，需要一个坏人，才 能衬 托 出来。”冉翊君表示。

剧组的“专业临时工”

一方面，他们渴望演正常人，另一方面，他们也渴望得到身份上的肯定。虽然拍戏随时可能受伤，但剧组却不会为特约演员和群众演员购买保险。钟寿平、肖萍、万仁宗、扎旺多吉、青松和冉翊君等一致表示“群众演员剧组不会买保险，即便是特约演员也几乎没有保险，也不会签合同或者协议。”

肖萍说：“大部分的群众演员都不算专业演员，没有专业的，只有敬业的。演爆炸场面的戏很多，剧组会先插个小红旗，跑的时候要避开这些插小红旗的地方往前跑。拍爆炸戏曾经还出过事，拍《寒夜》的时候，有两个老太婆受了伤，因为她们太慌了，‘日本飞机’来的时候跑慢了。爆炸的残余泡沫就贴在了脸上，脸被烧红了，破了相。剧组把她们送进新桥医院，花了3万多元治疗费，后来一个陪了8万元，一个赔了5万元，跟剧组都是这样。”

扎旺多吉说：“拍戏就是一个剧组临时聚一会儿，完了散了就没有了，从开机到结束就是这样。很多场景都是临时搭建的，制片人好比就是包工头。”

1994年出生在重庆的冉翊君，曾经因为拍戏受伤停了四年没再接戏。他说：“因为拍一个年代戏，从几十米的高楼坠下，当时吊了威亚，但是着地的那一瞬间中间有一颗很尖的石头把我的第三根肋骨给弄骨裂了。那时还小，疼哭了，剧组给了我赔偿，不过没给我买保险，当时演的是个小角色”。

据钟寿平回忆，2006年他去参演电视剧《记忆之城》，正值1月初，在江边的沙滩上，五六百个人，因为演出需要大家都得穿短袖。那场戏拍的是日军飞机轰炸，飞机是后期制作。当时群众演员脸上都涂了很多的“血”和泥沙。寒风吹着，很多人“被炸死”了，因为是演死尸不让动，一躺就是两个多小时。

“好冷啊，我在那里都受不了。在一个‘万人坑’里面，丢了很多群众演员，男的女的还有小孩，全部都在那个‘万人坑’里面，又不准动，在里面有的仰着，有的趴着，有的折着，什么形状的都有。把泥土和面粉做的‘石灰’往他们身上撒，叫他们不准动，摄像机对着他们。有两个人在撒沙的时候，两个鹅卵石一起被撒了下去，群众演员当时就被敲了两个包起来，还不能动，得在里面忍着。”钟寿平补充说。

生存之上　三菜一汤与宾馆

虽然没有签订合同和购买保险，但这群剧组里的“专业临时工”在待遇上却有了一定的改善。“现在的盒饭好，三菜一汤，有肉有素菜，还有海鲜，每天三顿，晚上还有宵夜。拍完戏特约演员安排在宾馆住，临时演员拍完戏直接就送回家。”钟寿平接着说，“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比较困难，2005年到2007年的时候，群众演员25块钱一天，现在群众演员40元一天，特约演员要好一些。”
　
          扎旺多吉　　　        钟寿平

比龙套好但出名很难

“刚开始一天只有10块钱，后来涨到500块钱，再后来涨到800块钱。”冉翊君坦陈自己的酬劳。

2006年青松去做了一档叫《纽约纽约》的节目，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播出。他觉得最遗憾的就是2007年的一次机会，一部电影来青松的学校找演员，“男主角就是我，女主角是我同班的，三百多个学生，就我们俩被选中。最后那女孩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没去得了，之后那部戏在日本东京电影节拿了奖。虽然看上去特约演员待遇不低，但是两三个月接不到一个活是常有的事，出名和赚钱都是不容易的”。

尽管钟寿平现在已经是特约演员中的“领演”，但他回忆起当年拍戏的日子，仍强调真正能混出来的演员少之甚少，大部分的临时演员境遇如同他自己曾编的一段顺口溜：

群众演员真辛苦，有时要你演大官，有时要你演走狗。寒冬腊月穿单衣，等着个个都发抖。美女漂亮也枉然，敷点白灰也变丑，互相望着对方笑，真的像个二百五。男的像个叫花子，女的像个抱鸡母。有时气得流眼泪，有时气得肚子鼓，辛苦一天二十五，不如回家斗地主。

扎旺多吉也曾经“北漂”过，他说自己曾经是一名创作型歌手。回重庆一方面是为了避开北京激烈的竞争环境，另外一方面可以降低生活成本。“其实，重庆的特约演员需求虽然不大，但待遇比起北京的要高一些。北京太难混了，去那里你什么都不是。”

同样“北漂”过的特约演员熊先生说：“ 就说北京八一厂、北影厂、怀柔基地，有很多包括一些特约演员、群众演员都在等戏。一些副导演、经纪人来，让你去见组、跑组，但他们要提钱，那样的我不去。比如说要面试见副导演，见导演什么的，就是面试递资料，电子版的必须要提供，但是机会很渺茫。重庆这个土壤目前还是不行，重庆演员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语言，他们说不出标准的普通话，这让很多剧组感到头疼。”


孤立无援的“追梦人”

尽管特约演员们可能依稀看到了成名的希望，生活上也有所改善。但是他们却是一群孤立无援的“追梦人”，家人的反对和争吵成了家常便饭。

青松一度“北漂”过，还在曾经红极一时的电视剧《奋斗》里演过一名酒吧服务员。青松从2006年一直待到2008年，他觉得北京就像一个大森林，他们这群人都是小鸟，不知道会不会飞出去。他看见北影厂附近很多等戏的人，感到许多人梦想在那里开始，也在那里破灭。

80后特约演员青松说：“最近我接了一部200集的情景喜剧，叫《人来客往》，我在里面饰演男一号，从第一集到最后都必须扮成斗鸡眼。我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像刘德华那样的演员，让大家都认识我。可是家人特别不支持，就我一个人单枪匹马，一个人坚持，说我心比天高。”

“我曾经交往过两个女朋友，但是最后都离开了我。她们都觉得我这份工作看不到前途，都觉得我不会红，说我不稳定不切实际，所以分手了。我想35岁以后再结婚，这两三年再拼一拼，如果还不能混出来，我就转行去做商业演出。去年我在昆明表演人影互动收入还不错，赚了近万元。人不可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如果在影视圈不能红，我只有放弃。”青松说。

因为“潜规则”这个敏感词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许多人不支持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从事演艺事业。“这个行业的确存在‘潜规则’，每个行业都有。但是看怎么说, 这个叫‘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看自己怎么去想，这个问题很简单，也很现实，就看值不值。‘ 潜规则’是演艺圈公开的秘密，每个行业都一样。比如说公务员，想升职，那就到领导办公室来一趟。老师也是一样，医生也一样。”扎旺多吉如是说。

冉翊君的爸爸极力反对他演戏，这造成了父子至今的沉默相对。

“有一次我因为去外面拍戏的事情还和我爸打了起来，当时拍完戏回家很晚了，我妈因为旅游去了，就忘了给我爸说我出去拍戏了。我爸本来就反对我拍戏，又因为我回来晚了，以为我出去玩，很不高兴。我说我去拍戏了，然后就吵了起来，我脾气也大，忍不了，然后我就先动手，用烟灰缸打了我爸的头，我爸一气之下就和我打了起来。这个事情没人道歉，至今也没化解，现在我的一些事情不会主动给他说。但我想等到有一天出名了赚钱了，他会理解我，我也会报答他。我每次拍了戏得了酬劳，都会给妈妈和爸爸买些东西。我爸爱抽烟，我就给他买烟，我妈就给她买些手镯、项链。”

文/ 图　本报记者　李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