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美术馆开馆展览幕后记录
“灰姑娘”双年展

观众正在欣赏李广锌作品 《寂寞属于21 8》

“这个展览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它做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世界最贫穷的双年展’，成为一个可以研究的个案；第二，它告诉我们，仍然有极少数的人在纯理想化地面对文化、面对艺术。”这是策展人俞可对正在展出的2013重庆青年美术双年展的总结。他称在这条路上，80%的人都抛弃了他，只有20%的人坚持到最后。

策展人 理想拴不住所有人

俞可被围在一堆书中间，看不见他的脸，倒能听到铅笔的沙沙声，台灯把他的光头照得锃亮。他正在为自己策划的下一个展览写前言，“我正在思考把这次展览（2013重庆青年美术双年展）的体验写进去”，说着他放下了铅笔，书桌上的方格纸上工工整整地
躺着一整页铅笔字，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了。

俞可操着一口纯正的重庆话，却总是在被问起籍贯的时候回答：“我是重庆人，但我父母不是重庆的。”

“你为什么不为你的城市骄傲？因为你的城市只有美女和火锅，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很实质性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很抽象——你所居住的城市实际上代表了你的尊严。”他想要做一件证明尊严的事，尽管这无法被一次性证明，他把此次展览主题定为“城市幻象”。

由于前两届双年展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挫折，用著名批评家王林的话说，“（第一届）展览所遭遇到的常态和意想不到的种种情况，使它有幸成为中国现实语境中最为典型的展览案例”，俞可一直在犹豫是否要接这个展览。

直到今年6月，他才下定决心。彼时，重庆一些文化人去市里告状，说俞可是搞当代艺术的，会给市里添麻烦。这刺激了俞可，他决定做一点努力，去改变重庆这座城市文化基因中对新东西的排斥。

消息一出，很多媒体、企业找到俞可，要求合作，一片好景象，可80万的资金额一公布，这些人纷纷离开了。“你一下就成了穷人，合作者认为你不牛逼，不够炫，他就会抛弃你。”他自嘲道。抛弃他的人有：合作者、同事、志愿者，以及部分艺术家。

由于经费有限，此次展览需要由艺术家自付运费和保险，一些艺术家因为这个原因而放弃参展；由于所有工作人员包括俞可都没有工资，全无雇佣关系的约束，人员流动性非常大，一个岗位换过好几个人。

一位做平面设计的人员本来要做出10个设计方案，结果只做了一个就离开，俞可毫无办法；展览的LED至今没有出来，中途换过无数次的人，最终导致这个LED难产腹中……

同样的事情反复发生。钱的问题、人的问题，从头到尾困扰着这位知名策展人。他称他只能靠理想拴住他们，但理想拴不住所有人。“从做这个展览开始，到最后，我都觉得有可能会崩盘。”他说。

但是没想到，开展三天，美术馆爆满，每天接待的观众人数都突破了4000人次，最多的一天突破5000人次。

“抛弃我的80%的人绝没有想到展览会有今天的结果。今天的结果不是我一个人的，包括每一个坚持的人。”于是，开展第三天一大早，俞可给团队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发去了一条短信：“谢谢×××！正是因为你的艰苦努力，才为重庆、我们策划团队每个人赢得了
尊严。让我们无愧于自己从事的工作！”

志愿者 流过泪、流过血

俞婷婷接到俞可的短信感到很意外，这个平时严厉、认真的领导居然会发这样一条短信。

这个研三的女孩负责此次双年展的空间设计工作，布展当日，她用卷尺量作品图说的高度时，划伤了手，鲜血滴到了地上。俞可看到血渍，严厉地说道：“谁把地上弄这么脏？赶快给我擦了！”没一句同情和慰问。

俞婷婷倒也不介意，这就是她眼中的俞可：“他要的是结果，慰问又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这是一个工作团队，不能因为你个人的小事影响流程。”

刘阳《游园惊梦》之一（图片）

比起流血的次数，俞婷婷流泪的次数更多，“但是肯定没有人看见”。她记得有一次，他们在粘贴墙上的图说，因为刮、裁、量多重工序需要很多工具，她在没有备齐工具的情况下就开始贴，被俞可看见骂了一通。憋着满肚子委屈贴完之后，就在大家都说效果很好的时候，她一溜烟冲出去哭了一场。

聂英是在睡梦中收到俞可的感谢短信的，连续的通宵和紧张的工作让她很难享有一个懒觉。她是策展团队的办公室统筹人员，今年3月才刚刚考上研究生，考了两年刚巧就遇上导师在做这个展览，更巧的是，原本做办公室工作的学姐中途撤退，她被临时安排在这个岗位上。对她来说参与这次展览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

一开始，她完全不懂如何处理这个岗位上的事：一个文联的要求她不知如何处理，一个艺术家身在外地不能按时交出资料她不知如何沟通。就在她“任何事情都不知道”的阶段，“总教头”俞可出差一个月。这个月里，聂英几乎是在压力中度过的，她称自己面对一切事情都是恐慌和手足无措的。

韩晶是与俞可合作多年的搭档，与这些学生不同，她的态度更“职业”，她称自己唯一想的是如何完成这个展览，让自己“能够和这个城市发生一些联系”，既不是冲着工作经验，也不是冲着名利。

还有外招来的志愿者，从最初招的50个，到最后只剩下了4个。他们是川美大一、大二的学生。“他们每天早上从大学城到解放碑，坐一个半小时轻轨，却是最早来到展场的，这让我很感动。”韩晶说。

艺术家为它创作，被它抛弃

临展前作品被部分撤除的艺术家杨春晖

为了应对“城市幻象”这个主题，外地人杨春晖为重庆创作了一件大型装置作品，由1079个灯笼组成。但是，在开展前的最后一次审查中，他的作品文本部分被撤除，意义消减了90%。

杨春晖的另一身份是展览布展部门的负责人。“在一个如此大又如此陌生的空间，怎样让每个作品得到更好的呈现”，是他要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他将收获宝贵的一次布展经验，这是他志愿加入这个活动的原因。

资金紧张，压缩物料；时间紧张，熬夜加班；新美术馆配套尚不完善，自费购买。为了播放出一个影像作品的最佳效果，他甚至要去研究如何通过三屏衔接做到巨幕播放。

开展前6天，他和4个志愿者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连续加班。熬到凌晨一两点，大家都下班了，他才又走到自己作品面前，开启他的“艺术家模式”。

他的作品《历史的演绎》是关于重庆的历史：用黑白红三种颜色的灯笼排成了一个方阵，外形类似于防空洞，或者炸弹；再以文本和历史图片、草图呈现了大轰炸惨案的部分历史，构成文本部分。

但就在10月27日，开展前的最后一次审查中，他的作品文本部分（32张草图和文本资料）被撤除。理由是涉及“炸弹”、“尸体”等敏感词汇。

事情发生时，杨春晖本人正在其他展区布展，当他听同事说起的时候，也没有过多地抵抗。后来想起，觉得“惋惜”：“这部分被撤除的作品比现在放在展场的那部分装置作品本身要重要得多，现在观众看到的意义是灯笼有警醒世人的意思，同时也表示希望，但我的原意是唤醒重庆人对历史的反思。”

“经过了很多次审查，我目睹了很多其他作品因为什么原因而被撤掉。我有预感我的草图可能会被去掉，因为有尸体等。但我没有必要跟他们去争论，因为没有必要，历史是真实发生的。”

不仅是杨春晖，此次展览原有100多名艺术家可供选择，由于自付运费、主题对应、客观场馆条件限制、艺术审查等各种原因，最终只有47名艺术家的作品（共近200件）走到重庆观众的面前。俞可也说：“有太多艺术家和作品非常好，却不得不忍痛割爱。”

文/图重青记者 席郁兰

中庸不是妥协，是策略

此次展览的参展作品中，架上绘画占大多数，装置和雕塑很少，被一些业内人士批评“太过中庸”，重青记者就此独家采访了策展人俞可。

重青：你怎么回应人们评价这是一个“中庸的展览”？

俞可：我承认。我强调了架上绘画，我考虑到审查者的难处，实际上我们中间的人员制造了这种难处，市里领导是支持的，尤其是谭佳玲副市长。这种折中，不是我期待的，是我策略性地要对应这个城市，你如何让民众在一种过渡中，去理解你，去认识你。如果我做一个很前沿的展览，大家都很茫然，这未必是一件好事情。

重青：你对审查持什么态度？

俞可：我们做展览不是为了批判国家意识形态，国家为了政权的巩固，需要一些办法，如果真的是一种政治的考量，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能把权力和利益结合。

如果审查者对艺术、对文化、对前沿思想完全不懂，你怎么审查，你的理由是什么？

重青：有没有什么例子？是你认为尺度过严的？

俞可：我们有一位艺术家有张图片，把天安门等重要景点用万花筒的形式展现出来，四处放射，审查者看到天安门倒立了，于是要撤掉。这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

重青：你怎么评价目前这个展览的效果？

俞可：尽管展览目前的评价很高，但它在我这里还有很大的空间可提升。比如还差几个很大的很有震撼力的装置，还有架上绘画太多了。但第一，我们的审查制度不允许有太多的实验性作品；第二，要考虑到群众，我们这个展览要想到衔接；第三，经费，针对性的主题创作从来就需要经费，尤其是一些还没有功成名就的青年艺术家，他们哪来经费为你做实验性的产品？

重青：假设你选了20个艺术家，都够资格参加展览，但其中有10个不愿意自付运费，你就必须拉另外10个人来参加这个展览，会不会影响展览的质量？

俞可：从常识来讲，是这样，但中国人口众多，艺术家众多。而且我从来不把眼光只放在重庆，对我而言，这不构成挑战。

重青：能否举几个没能参展的艺术家的例子？

俞可：中央美院一个年轻的老师，开始我们不选他作品是因为怕沾染到色情等原因，受制于审查制度，我们就没要他的作品。一个艺术家，我们要求他对自己的作品负责，他要求我们给他装框，同样也没参加。这种例子很多，确实在这方面，有很多大型、很好的作品没有来。

另外，有些艺术家自付运费去匈牙利参展，但来重庆就不一定会来，这给重庆提出了一个要求，重庆的美术馆、重庆这座城市，是不是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让文化人信任你，好的文化活动愿意在这里展开。

威尼斯双年展上的中国人

连绵的古堡仓库，其中一间内，中国画家张晓刚的绿墙、方力钧的光头、岳敏君的秃头、王广义的批判悬于四壁，相视而立，迎接着意大利晚春的阴冷与窗外的苦雨。偶有从军械库坐船而来的游客经过，投来匆匆一瞥，又快步离去，少有人停留。大厅的入口围聚着一群中国艺术家，依照作品拍卖价格的顺序，最贵的坐在中间，其他人依次向外，他们在吃包子、喝着小二、啃着榨菜……

中国现代艺术家心中的“双年展情结”，是学术的，更是价格的。不过，想进入主题展何其困难。不少人为了给自己镀金不得不另辟蹊径。比如自发前往，到威尼斯各处实施“行为艺术”，拍下图片回到国内讲述“参展”的故事。

外国国家馆也是一条路径。肯尼亚馆全部选用了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参展，并命名为“再中国”。坊间传闻这花费了中方近百万欧元的代价。更多的艺术家凑钱参展，每人交十几万元“参展费”便可换得一个展位。而《历史之路》以成都美术馆名义参展，展出的却是策展人吕彭本人经营着的画廊的展品。

付出十几万元现金或是一两件作品的代价，是值得的。“ 我的作品回到国内就会增值100 万元。”在参展的中国艺术家群体内，这不是个别人的想法。

开幕当天，中国艺术家原弓放飞喷射着烟雾的飞行器，可是刚一冒烟便被当地警察制止。之后他们在军械库战场、圣马可广场放飞成功，艺术家及其团队随即被扭送警局。纵然身陷囹圄，这项名为“攻占威尼斯”的装置行为也没有攻占报纸的头条，甚至都没有被当作艺术。

这般种种，就像一把撒入亚得里亚海的沙子，迅速消失在威尼斯的建筑与人流之中。

文/ 图重青记者 席郁兰

可节选自《Lens》9 月刊《2000中国人在威尼斯双年展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