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琴记
每一次上飞机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播国鹏都不忘给家里人先打个电话嘱咐：“ 假如飞机意外出事，别忘了把我抽屉里那些移动硬盘交给林晨，她会帮忙协助出版。”国鹏抽屉里的移动硬盘，装满了多位古琴大师演奏的原音文件，将它们出版是国鹏的梦想。
潮人DJ是古琴“中毒”者
鸡冠头搭配黑框眼镜，小脚紧身裤搭配马丁靴，在属于工作的8小时里，国鹏是个潮人。有时他甚至还会反串在话剧里演演Lady Gaga，或者在名车发布会上做主持。
然而，私人空间中，他的手机播着古琴音乐，车上放着古琴CD，家里的书柜、壁橱塞得满满当当都是与古琴相关的资料收藏。
打开国鹏搜集到的古琴文件目录，每个文件后都标着录音时间地点、演奏所据谱本、演奏用琴、出版单位、编号、策划人与录音师，还有收藏与传承信息备注，巨细靡遗。
他的起点是1934年上海东方百代公司出版的第一张古琴唱片,但最近他查找文献发现，近代古琴史专家严晓星在《高罗佩以前古琴西徂史料概述》上记录了德国人休伯特·缪勒（Herbert Müller）于1912年在中国录制了徐律远演奏的《四大景》、《高山》等四首曲子，现存于德国柏林民间艺术博物馆。他激动地说道：“资料属实的话，今年就是古琴唱片101年。”
同时，今年也是中国古琴艺术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十年，国鹏打算将这批代表着20世纪古琴艺术最高遗响的世界级文化遗产公开出版。不过，前提是他能找到一笔巨额的赞助，还要协调全世界范围内50多位已故琴家的版权问题。
古琴大师最后嘱托
作为一名入行8年的知名DJ，国鹏工作稳定，生活闲适，却把大量时间用在走访全国搜集古琴音乐上，为什么？用他自己的话说：“一百年后，谁还会记得有个DJ 叫国鹏？但艺术是有无限可能的，而且带来的快乐远非物质能及。这种成就感、被承认感以及这种给社会带来的价值，是无可比拟的。”这其实是马斯洛理论中的“自我实现的需要”。
一开始，国鹏买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公开出版的唱片和磁带。最后买不到新货了，他便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在网上广发英雄帖。依靠这样的方式，国鹏与全国15个省市的古琴爱好者建立起了联系，这使他所搜集到的古琴录音越来越多。为了搜集到更珍贵的录音，他先后拜访了多位国家级古琴艺术传承人，并从这些大师或者大师后人们手中得到了大量的磁带。现在国鹏搜集到的未公开的古琴老录音磁带数量已高达78盒，其中23盒来自已故著名古琴大师林友仁。
说起这段经历，本来谈笑风生的国鹏声音变得低沉起来。国鹏和林友仁见过三次面，第一次见面是在林友仁女儿林晨的家里，国鹏聊起自己搜集老录音的事，林友仁点点头什么话也没说。几天后，林友仁拨通了国鹏的手机说道：“国鹏，我有些东西给你，你过来一趟。”第二次见面，林友仁将自己珍藏的23 盒录音带悉数拿出送给国鹏。
第三次见到林友仁是在他上海的家中，这也是国鹏最后一次见到他。
白天，林友仁要在医院做透析，晚上9:30才在家里接待了国鹏。坐在自家的沙发上，林友仁回忆起自己年轻时整理古琴资料和磁带的经历。国鹏认为，“当年他也是像我这样做各种各样的采访，搜集录音和资料，所以这也是一种传承，所以他把这些给了我”。
那天，一直聊到了凌晨，国鹏心疼老先生的身体，起身告辞。临走时，林友仁用力地握住他的手说：“这事你好好做，把这些东西好好保存。”国鹏很感动，“他给我的是最珍贵的东西，什么要求都没有提，太信任我了，只是交代说好好做”。
从此以后，国鹏有了每次乘坐飞机都给家人叮嘱将硬盘交给林晨的习惯。今年10月12日，林友仁先生去世，更让国鹏感到任重道远。
版权与出版问题横亘在前
今年是国鹏搜集老录音的第八个年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这份上，已经够了”。国鹏表示，这些东西最终会以精装书加上配套CD和DVD的形式出版。
对于定价，国鹏认为应该在1000元以上。他算了一笔账，其中前期需要支付的版权费、专家鉴定费、后期处理等就需要几十万，其中版权是最棘手的问题。
国鹏介绍说：“20世纪这些古琴作品，大都在50年版权保护期内。当年录音很多都没有签订版权合同，演奏者和录制机构之间的版权也很模糊。”
河北大学法学院宋慧献教授分析：“这些录音录像制品中的版权关系涉及表演者和录制者。根据我国《版权保护法》的第三十七条和第四十一条的相关规定，这两个权利人的权利保护期截止于该表演发生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如果已经过了保护期，那么可以不用支付这笔版权费。”但国鹏认为，自己应该尽可能尊重版权所有者的权益。
此外，录音要通过专业的设备转录成无损格式也是一件技术活，“磁带都是有寿命的，当年录的效果就不好，如今要转录，对技术要求特别高”，国鹏估计费用会超过30万元。去年还有出版社与他联系，但现在没了下文。
文/罗欢欢
古琴申遗成了面子工程
古琴申遗迄今已经10年，效果到底如何？重青记者采访了古琴艺术泛川派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武汉音乐学院教授丁承运和曾参与中国古琴艺术向联合国申遗的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章华英。
重青：古琴的录音和录像价值到底是体现在哪里？
丁承运：我们上一辈的琴家传承了古琴传统流传下来的一些曲目，比如上个世纪的杨时百先生等，我们要了解他们的演奏情况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时候如果有一首录音，或者一个录像片段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从这个角度说，一首录音就可以让一位琴家、一个琴派或一首古曲复活。
重青：据您所知，国内现在出版的古琴录音资料多吗？质量怎么样？
丁承运：当代的很多，但是价值不大。1956年经过査阜西全国古琴采风录的这一批材料是现存最为完整、价值最高的一批材料。但是这一批材料，我们只有一部分出版了。在上世纪80年代，中唱公司出版的“老八张”，大概是在这么多资料中间汲取了一小部分。我看过国鹏出版的名录，他搜集了很多遗漏下来的录音，甚至有民国时期百代公司出版的那部分东西。当然还有一部分录像资料就更珍贵了，上世纪50年代那批老琴家能够留传下来的录像资料非常难得，即使很短的时间那价值都非常大。他们的声音到底怎么出来的，一看就会解决很多问题。
重青：古琴录音可不可以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丁承运：现代古琴的流传受到新音乐的影响，1949年之后出生成长的几代人都受到现代音乐的影响，音乐节奏都是现代音乐的节奏。不可能像前一代甚至更老一代的从清代走过来的老式文人，他们身上传承的文化，我们这一代还算接触过。现在新一代琴人完全不了解，甚至把琴拿起来当琵琶和古筝在弹，通过这些录音就能正本清源。
重青：您认为古琴成功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古琴的发展是不是比之前好了？
章华英：古琴申遗有十年了，我当初参与了古琴申遗的过程。申遗使得古琴的社会关注度有了提高，学琴的人越来越多，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的作用。当下古琴的问题，一个是传统人文精神的丧失，一个是古琴的商业化非常严重。其实，在当初的《申遗报告》中，是有详尽的保护计划的，但回头看看，基本上并没有落到实处。这几年，从政府层面来看，主要是弄了一些国家、省、市的古琴传承人，由此还带来了不少矛盾和是非。我曾在《古琴》一书里，提了7条有关古琴保护的措施，如：对已故前辈琴家的录音资料的保存与整理；在世古琴重要传人的录音、录像，等等。古琴保护，不是一个表面的工程，它是需要政府实实在在地投入，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琴家、学者踏踏实实地去做。如果申遗成功了就将相关的保护与抢救措施束之高阁，这样的申遗又有什么意义呢？
丁承运：申报时申报书上的琴家就只有52人，加上学生最多就是几百人，现在能有几万人在练琴。更多人参与本身是个好事情，但是因为市场的影响，走向了市场，对一个传统文化，对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说不尽如人意。它的文化精神，能够真正理解和体现的不多，传承不是靠人海战术可以解决的。
现在也有一些人为了迎合观众和普及去改变古琴这种非表演的方式，对我来说，会更注重它本身的文化传统传承。不是不能大众化，而是要化大众，普世都非常浮躁，我们要留下一片净土，这才是我们要守护的。
文/罗欢欢
民族乐器演奏西曲是自卑
就古琴原音保护中的诸多问题，重青记者与国鹏展开了探讨。
重青：如何说服别人把珍藏的录音给你？
国鹏：8年以前，我开始做这件事情时，有不少大师级别的琴家早已知晓，还在网上转发我的故事。有了他们的引荐会顺畅很多。一开始比较困难，需要用各种方式来证明自己，为此付出的电话费无法统计。
重青：古琴录音能否起到传承文化的作用？
国鹏：虽然不是唯一方法，但录音的作用是非常直接和重要的。传统的古琴是一个活体传承的过程，虽然每一代人都有细微不同，但整体框架基本不变。
重青：如何看待古琴创新这件事？
国鹏：在我看来，古琴当然要创新，但如果对传统没有充分的了解就乱发挥，那无异于是一种背叛！对于古琴来讲，传承中国上千年间不同时代的音乐信息才是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当然你也可以用古琴来演奏第九交响曲，但我觉得这更荒唐。钢琴什么时候通过演奏《平沙落雁》来证明其价值？而我们的音乐家经常用民族乐器来演奏西洋曲目让老外开心，这是文化上的自卑。
重青：为什么不选择网络共享？
国鹏：我也曾经想过通过网络把所有录音都公开，但是这属于一种道德绑架。琴家的后人与弟子留存和保管这些录音到现在多不容易，版权费用是他们正当的权益，而且有不少没有过50年的版权保护期。这次计划出版的人选当中，有很多是从未出版过录音的大师，我不想把首发权放在网络，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用最高级别给他们出版一套录音，必须郑重其事！
文/罗欢欢
生于林莽 死于庙堂
南美热带雨林的印第安音乐常被认为是全球传统特质保存最好的原始音乐，理由是南美印第安人直到 20世纪末仍处于与外界隔离的状态。这其实是种误读。
南美人迹罕至，相对封闭的地理、社会环境，孕育出独特的音乐文化功能与形态。《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将南美印第安音乐的特点归纳成7条，其中关于音乐与灵魂、动物及神的密切关系，音乐用于萨满教、治疗及经常同时使用烟叶、酒精和致幻剂，声乐与语言的突显，及“非音乐性”音响大量存在等特性，与其他文化差异极大。
然而，1492年后迁入“新大陆”的各国移民，对印第安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后期，随着对热带雨林地区的大量投资以及短波无线电、磁带录音、电视的普及，哪怕是最偏远的居民点都可以享受到最新的音乐，文化的封闭性随之打破。这方面给予印第安人影响最大的是传教士。传教士将西班牙教会音乐传授给了居住在位于玻利维亚北部的莫科索平原上的莫科索人，这些土著变成了独唱者、合唱成员或乐器演奏者、乐器制作者、作曲家乃至唱诗班指挥。莫科索人制作的乐器包括欧式鼓、风琴和小提琴。莫科索人将 11个传统的圆锥形树皮喇叭连接成一个巨大的排箫，当作低音乐器，称之为“巴永”，多用来演奏宗 教 和 世 俗 音 乐的通奏低音。
城市的声音和图像也强烈地冲击着印第安人。如上辛古国家公园居住的印第安人是巴西摇滚乐的热衷者；乡村音乐在当地也广为流行。在华耶纳(wayana)社会中，传统乐器逐渐被口琴、吉他等西方乐器取代。
如今，印第安人的艺术很“红”——各地都在兴建印第安文化博物馆；各种活动展出印第安人的文物；每处新的印第安遗址的发现都会引发轰动。但这并非吉兆，相反，它反映了印第安传统文化的衰败。活着的生命无需装饰，一旦走进博物馆，就意味着它在生活中已走向死亡。南美印第安文化在无形中被固化成一种特定模式，被局限在原始状态，这种固化阻断了印第安文化发展的命脉。
在冰冷的展柜中，印第安文化孤独地面对人们的瞻仰，成为供人消遣的谈资或人类学家们案头的资料。
选摘自胡畔、秋阳《南美印第安音乐的文化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