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译者艰难前行

“我以前总说我特别喜欢翻译，我想当作家。可翻译着翻译着就觉得挺累的，有时候就把它当做一个工作……”岳远坤苦笑了一声。这位曾获日本野间文艺翻译奖的80后译者感到疲惫，但每隔一段时间他又想提笔翻译些什么。

与岳远坤一样，大批的青年译者都无法专职做文学翻译，为了生活他们要干别的工作，为了市场，有时候不能翻译自己最喜欢的作品。但谈起翻译，他们又都充满了希望。

文学翻译，生活不易

“以前翻译热情特别高，说实话现在（热情）没有当时那么高了。”岳远坤笑了笑。这个从硕士到博士一直研究日本文学的译者，从事文学翻译有6年了。早些时候，他翻译过一些没署名的文件资料和书。2007年，他主动在北大论坛上应聘成为了日本历史小说《德川家康》的译者，正式开始翻译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并为之贡献了200多万字。之后他又翻译了《坂本龙马》等长篇作品。

这个从初中开始喜欢鲁迅并立志当作家的年轻人，如今已为人夫，并正在攻读日本文学研究博士。即使曾获得日本讲谈社设立的文学奖项野间文艺翻译奖，即使已有多部作品出版，稿费依然没有高到足以让他和他的家人过上小康生活，他认为仅靠稿费收入无法养孩子、养家，所以毕业后可能会做老师等工作，兼职翻译。

目前他的翻译价格是80～120元/千字，算同行中比较高的，当他翻译一些公版书时，价格会高三倍，有时还能签到版税合约。译者范晔在翻译《百年孤独》时的稿费是150元/千字，这还是因为西班牙语为小语种的关系，他现在是北京大学西葡语系的一名老师。

对于大多数尚未成名的青年译者来说，文学翻译的价格维持在50～70元/千字之间。陈灼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本职工作是一位游戏设计师，非英语专业出身，译有科幻小说和奇幻小说。他爱好文学，更是100%的科幻迷，他发表的第一篇译作是2005年刊登在《科幻世界译文版》的《卢兹》。

对他而言，翻译的乐趣在于“看到好看的英文小说，把原文用中文的方式表达出来，训练自己的英语语感和理解力”。但如果为专职翻译，他一年就需要接大量这样的活才能养活自己，而无法保证翻译质量。

来自台湾的朱学恒也并非科班出身，这个奇幻迷迄今翻译了23本奇幻小说，不过他从不翻译纯文学作品。《龙枪编年史》的后三部他也放弃了翻译，因为他觉得写得不好。在他辞职做专职翻译的那两年几乎没有收入（因为他签的是版税收入合约，一年一结），只靠平时一点写专栏的稿费生活，后来《魔戒》等作品受到广泛欢迎，他才赚回来。

现在，他已停止了文学作品的翻译转向公开课和演讲的翻译，因为他认为奇幻文学应当有更多的新人出来，自己起到推广的作用已经足够。

翻译易，文学翻译不易

虽然这些青年译者都不把文学翻译当作赚钱的生计，但他们并未停止对文学翻译本身的探索与思考。

岳远坤总被出版社邀请翻译大部头的历史小说，而自己很想介绍到中国的中上健次却还没有找到感兴趣的出版社。市场的导向让他翻译了很多大众文学、儿童读物，但他认为最具挑战性的仍然是纯文学的翻译，比如正在预售的他的第一部出版的纯文学译作《起风了》。

“假设《德川家康》（这样的大众文学）我一个小时翻译1000字，《起风了》我一小时顶多翻译500字。有的比较难处理都要看好几遍，还要查阅相关的论文和资料，看别人是怎么解释这一段的。”而大众文学他翻译起来则更顺手，“看一遍就能理解就能翻译”。

他认为，纯文学翻译主要难在“日文中有些比较有哲学思维的长句子，不像大众文学那样直白地表达，理解很难，如何用中文表达出来也需要思考”。岳远坤过去几年一直在翻译日本女作家樋口一叶的短篇作品。他想把自己多年来的学习研究成果运用到翻译中去，所以会更愿意翻译纯文学。“当然，大众文学比如一些爱情小说也能让现在中国的年轻人了解日本的社会，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他说。

陈灼是从短篇逐渐开始转向长篇翻译的，他感到长篇作品难在“需要有一整段时间，否则会断掉对整个小说的文脉；且更要理解作者的整个创作意图和文字脉搏，并在不断修改和进行中抓住自己的语言风格，尽量把自己的心和作者的心贴近”。

朱学恒则感到困难在于需要长时间的热身时间与他真正翻译的时间比例是4:1。“你整个进入状态的过程花了很长时间，如果断掉又要花这么长时间，所以我都是一个case从头翻译到尾，没做完之前没有休假的可能性。以效率来讲，通常我进去之后，不翻译完就不用出来”。

西方奇幻文学中有很多人名、地名、魔法的名词也是翻译的一大难点，朱学恒一般会尽可能找到让中文读者更容易懂的意译法，比如balrog，一个全身是火的怪物，音译叫巴洛格，朱学恒把它翻译为“焰魔”，“你看到巴洛格三个字不会有任何的形象，而焰魔有古代操纵火焰的恶魔。意译胜过音译，除非是别无选择，否则意译更有优势”。

文/重青记者 席郁兰（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霍比特人”和“哈比人历险记”之争

就文学翻译中的具体方法与理念，每一位译者都有自己的观点。

翻译时会把自己想象成作家本人

重青：对文学作品翻译的理解是什么？是语种的转换，还是有适度创作？

岳远坤（日语译者，译作《德川家康》）：文学翻译肯定不是语言的简单转换，它还是艺术上的再加工，需要文化的积淀，还需要灵感。翻译灵感就比如一个词你想好几天想不好怎么翻译，一个契机下你突然知道了。

朱学恒（英语译者，译作《魔戒》三部曲）：我理解的再创作是——假设今天托尔金是中国人，他会怎么样去写这本书，他会怎样让读者理解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翻译要做的事情。

比如《Thehobbit》你们译为《霍比特人》，我译为《哈比人历险记》，我认为这是比较像儿童童话的翻译法，《霍比特人》很正式，这种细节可以展现出译者对这个作品的看法。

陈灼（英语译者，译作《上帝掷骰子》）：翻译是一个创造过程，但是创造的前提是对原文的深刻理解，我翻译时会把自己想象成作家本人。无论如何，尊重原文原意都是译者的基本素质，不删减，不增添。

重青：具体到翻译的方法上。当遇到国外文化特有的表达时，异化法翻译会不完全遵循目的语语言与语篇规范，甚至适时选择不通顺、艰涩难懂的文体，有意保留目的语中的古词语等；归化法则将原文进行适当改动以适应目的语，你们在实际翻译中如何选择和运用这两种方法？

范晔（西班牙语译者，译作《百年孤独》）：我在翻译实践中没有一以贯之的标准，根据具体对象来斟酌翻译战略的指针向异化或归化哪一边偏移。这也与文体有关，在翻译诗歌时，我倾向于异化，而叙事作品大概会考虑归化（中国化）多些。

例如科塔萨尔《克罗诺皮奥与法玛的故事》是一部难以分类的作品，对其中超现实色彩较明显的文字，我翻译时会更倾向于“异化”，更贴近原文，即使在中文里显得怪异也在所不惜。因为如果自作主张磨平了棱角，也就偏离了原作的效果和用意。

岳远坤：这就像汉语里边“驴唇不对马嘴”这个俗语，一种就是找到与日文版意思相近的短语解释出来，一种是直译过去驴的唇不对马的嘴。这两种翻译都有意义，一种是为了对象国的读者更好地理解，一种是为了把原文国的语言文化介绍到对象国。我认为后者在文化中才是更有意义的，前者是比较适合大众文学的。

朱学恒：我认为这是翻译的母体跟目的地的问题。我把Balrog翻译为“焰魔”时，同样注释了它的原文。我如果把拼音直接写进去，影响力会变低。

译者的风格都是副产品

重青：如何修正文学翻译中的翻译腔？

范晔：翻译腔，是个因人而异的概念。有些句法实例可能在一些读者眼中过于西化，在另一些读者眼中却已经司空见惯。

岳远坤：看完原作之后，要把日语忘掉，理解意思之后再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调整翻译腔我会多读中文文学作品，看现在的中国人怎样表达。

朱学恒：我会翻译着翻译着语法就越来越西方化，我的矫正方法是，用休息时间看《古文观止》或者《唐诗三百首》，把自己的语法再矫正回来，不然就会变成讲中文的外国人。陈灼:我当时给自己的勉励是八个字“光中锤字，杨必洗眼”，我看余光中先生的谈翻译著作，看杨必翻译的《名利场》，偶尔对照原文。

重青：译者应当有风格吗？风格要隐藏吗？

范晔：关于译者的风格，译界前辈早有精辟解说。高健先生说过，译者贵乎有自己的风格。其一，想没有也不可能。歌要人唱，舞要人跳，戏要人演，书要人译，既然参与其中，不可能没有你自己的痕迹。其二，译者贵乎有自己的风格。例如在古典音乐领域，每一位演奏大师都有他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他们也可算是一种“译者”），但都无损原作者的伟大，反倒呈现出原作丰富的内蕴。经典不在别处，就在无数的阐发与译介之中。

岳远坤：风格是不可避免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去找作品的风格和自己的风格的贴近，如何适应它。以我自己为例，我比较适合有人情故事这类翻译，因为中间的场景我能想象出来，包括作者说这句话的语气。但如果是一些纯军事类的作品，我翻译起来就可能想象不出来。

总体来说，原作者是什么样的风格，翻译出来就应该是什么样的风格，这样才是忠实于原著的。

朱学恒：我认为译者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作品，把它翻译得忠于原著，至于自己的风格都是副产品。陈灼：我觉得自己还未到形成个人风格的时候，我更愿意在翻译过程中隐藏自己写作中文的风格，把作家的风格尽量还原。我相信译者有各自的风格，但还是要以原作者风格为主，我们的为辅。

文/重青记者 席郁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