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爱尔兰人的东北三十年

他睁大了眼睛，蓝色的瞳孔似乎要从眼眶中滚出来，“你知道吗？他们要拆掉祖父的房子！”站在旁边的妻子也有些激动：“那座教堂经历了抗日、内战、文革，但是抗不过房地产。”接着他似乎有些后悔，抓住记者的手，他说：“这个你就别写进去了。”

他叫马克·奥尼尔，中文名欧乐年。在过去三十年里他前后四次前往东北边陲小镇法库，最近一次他又悄悄地来到了法库，在熟悉的地点绕了很久很久，才在高楼之间找到了正面临拆迁威胁的祖父当年的那座教堂。

《人民日报》上的喜讯

马克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外国记者，他曾如此描述自己上世纪80年代的工作：“我坐在路透社驻京办事处的桌前，泡上一杯茶，抖开当天《人民日报》，学习重要最新指示和精神。这位操持着机关干部晨间标准流程的，是我这么个大鼻子蓝眼睛的洋记者。”

1986年，《人民日报》出现了一条关于外国人的消息——新一批的240个市县即将对外国人开放。“扫过长长的表格，那个神往已久的地名——‘法库’跳了出来，”马克说，“那一刻，我仿佛听到祖父在耳边低头耳语，告诉我，我万里迢迢来到中国就是为了翻开这一天的《人民日报》。”

马克的祖父名叫弗雷德里克·奥尼尔，作为最早一批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弗雷德里克在1897年到达中国东北那个连中国人都未必人人知道的穷乡僻壤——法库，并把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45年都献给了它。直到1942年，他被日本人用枪逼着坐上轮船才回到爱尔兰。他在日记本里写道，“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不能死在中国”。

弗雷德里克在中国的45年，直到1986年他的孙子马克再次走进那个东北边陲小镇才被揭开。

“当年外国记者采访必须要到外交部礼宾司申请”，马克以了解中国经济发展情况为借口申请去沈阳的采访。今年85岁的王本顼当年正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据他回忆，当时“去沈阳可以去，但法库不行，那里从未接待过外宾”。

抵达沈阳之后，马克表示想去距离沈阳不远的法库看看，接待人员面露难色。马克不得已把自己那从未谋面的祖父的故事讲了一遍，沈阳外事办的陪同人员最终同意。第二天，马克便带着自己的妻子悄悄地溜到了法库。

第一次亲密接触

蓝眼睛、大鼻子的外国人来到了这个边陲小镇，孩子们成群结队地跑出来看热闹，无论马克走到哪身后都跟着一大群好奇的孩子，以至于他感觉“我就是德国传说里的魔笛手，一吹起笛子，镇上所有的孩子都跟着我走了”。

但是年纪稍大点的人表现得很淡定，因为44年前，镇上就有个蓝眼睛、大鼻子的倪牧师。这个倪牧师和他的爱尔兰妻子在镇上生活了近半个世纪。

当年他们生活在镇上的故居如今成了一座塑料厂，工人们还保留着当年倪牧师用过的信封，上面贴着印有英国女王头像的邮票；当年倪牧师千辛万苦建造的教堂，如今被刷上了“农业学大寨”的标语，里面放着运动器材；被洗礼过的法库老农们还记得当年在倪牧师建造的学校里读过书，在倪牧师建造的医院里看过病，在倪牧师建的教堂里虔诚祷告……

祖父遗留下的记忆碎片被东北话一点点拼接，“在法库所有的参观、探访、偶遇，唤醒了沉睡的往事，使我在祖父离开法库四十多年后，还能感受到他生命的足迹”。接下来的二十年，寻找和还原祖父弗雷德里克生命足迹成为了马克生活的一部分。他去过所有祖父曾去过的国家，从中国到日本，再从日本回到英国。直到2013年，他完成了那本传记——《闯关东的爱尔兰人》。

书中写到了他的爷爷弗雷德里克在东北法库传教的历程，以及一大批爱尔兰长老会（爱尔兰第二大教派，仅次于罗马天主教）传教士的故事。中国读者能随着传教士弗雷德里克共同经历义和团之乱、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等百年近代史。而爱尔兰读者则能从中对爱尔兰长老会——爱尔兰国内教会派系斗争中的一方——有更多的了解。

爱尔兰历史的另一侧面

当书还未成形时，王本顼就看过书稿。“是爱尔兰前驻华大使给我（书稿）的，当他和我说中国和爱尔兰的友谊在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我不相信，于是他就给了我这本书”。说着，他从布袋子里拿出一打A4纸的打印稿。

王本顼当年就读的燕京大学就是一所教会学校，他回忆，当年在北京的传教士们“有比较好的工资收入，宿舍都是有自来水，有电灯”，生活水平不低。因此弗雷德里克这样放弃大城市而选择中国偏远小镇法库，并且一待就是45年，“真是受罪”。

王本顼说：“贝尔法斯特几十年前是英国收税最高的地方。东北法库则是穷乡僻野，我去那年（1946年）你买几个烧饼都不容易，水都是从井里去打的。弗雷德里克能选这个地方我觉得他是真心诚意传教的，肯定没有一点要侵略中国的想法，如果有的话，他不会选择那，至少要选北平，或者天津，或者沈阳、哈尔滨。”

这本书（英文版）出来之后，爱尔兰驻华大使康宝乐在休假期间仔细阅读了它，认为这本书呈现出了中国历史和爱尔兰历史的侧面。于是在该书中文版（繁体版、简体版）出版过程中，都给予了各种支持。

康宝乐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形容《闯关东的爱尔兰人》对爱尔兰的意义：“在爱尔兰有两个家庭，一个家信新教，一家信东正教，每家都有一个独生子，一家是男孩，一家是女孩。在一个假期，他们一起去度假。当他们把外衣脱了下来，第一次认识到他们身体上有这么大的不同。片刻之间，目瞪口呆。其中有一个人说‘我的上帝啊，我从来不知道新教徒和东正教徒有这么大的差异’。这本书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体会，就是每一方都要真正理解彼此，去掉偏见。其实各方可能都有自己对历史的一种解读。他的这个版本跟其他人的历史版本可能是不同的。

“事实上，如果是两个团体，如果他们有非常有勇气的领袖的话，实际上他们会伸出手，先去宽恕，去尊重，来建立一个共同的一个未来。马克从他的一个特殊的视角来对整个故事进行描述，这在爱尔兰的许多地区应该得到很好的鼓励和宣扬。”

“左手鸦片，右手《圣经》”属实

马克不但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于中国的了解也非常深刻。例如对于传教士是一手鸦片、一手《圣经》的历史印象，他没有否定这种说法，不过这并不是全部。3月8日在北京三联书店，马克·奥尼尔接受了重青记者的专访。

从教士月刊中还原历史

重青：为什么要写这本书？除了作为弗雷德里克孙子之外，您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坚持到现在的动力是什么？

马克：1986年第一次去法库，发现祖父教堂还在，房子还在，学校还在，我问了很多老人“您记得他吗？”发现很多人对他有记忆。尽管1942年到1986年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他的痕迹还在。大概是在那时候，我决定要写出来。

重青：在写作当中有没有遇到困难？

马克：事实上，写作起来很简单。我们两次到爱尔兰教会的总部图书馆查找资料，它有完整的历史材料，传教士的月刊。他们每个月要写报道，写医院的情况、教会的情况，张作霖、张学良做了什么，日本人做了什么。我看了从1897年开始到1942年的每个月的月刊，里面有很多祖父写的报告。所以就很容易写。

传教士有没有“左手鸦片”？

重青：这本书里面是否对传教士有一种雷锋式的描写，过于神圣化？

马克：传教士到中国以后，当地的教会没有什么钱，要靠爱尔兰的教徒提供援助。所以他和别的牧师的报道都报喜不报忧，如果报忧，爱尔兰的教徒会想“我为什么要援助啊？我们的钱没有好好地利用啊”。我相信刚开始一定会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他没写，因为还要爱尔兰支持他。

重青：1942年您祖父回去，有没有对自己在中国的十多年进行回顾？

马克：1949年，所有外国人牧师被赶走，爱尔兰长老会和别的教会有很大的反响。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爱尔兰长老会有非常全面的回顾和自我批评。他们分析这不只是政权更替那么简单，还有更复杂的原因，比如我们犯了什么错误。

我来中国的时候，有人说外国牧师左手鸦片，右手《圣经》。我开始不太了解，到后来我发现他说的有道理，就拿1886年《天津条约》来说，外国的牧师有权利在整个中国做传教的活动。清朝政府其实是不愿意给他们这个权利的，但外国军队逼清朝政府同意。所以从这个角度，外国牧师的出发点是不好的，但结果是好的。

中国人从被传教走向传教

重青：您在书中提到过去是外国人向中国人传教，但是现在历史已经反转了？

马克：你去法国、德国也好，英国也好，会看到很多漂亮的教堂，但星期天你去教堂会发现没什么人，或大部分都是老人，并且很多教堂已经关闭了、卖掉了，变成了健康中心、宾馆、餐厅。以前教会力量很大，现在衰退了。

我去了很多地方，接触当地的牧师、教徒。他们告诉我，现在中国有七八千万的基督教徒。有一次，我在爱尔兰长老会总部，看到许多华裔小孩，当时牧师告诉我说这些小孩现在在向爱尔兰人传教。

重青：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衰退？

马克：有很多的因素，一方面在欧洲历史中，宗教的作用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比如宗教战争等。最近几年，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主教性侵儿童的丑闻，很多人看到这个就会想，你怎么能谈耶稣，谈道德？但在中国或者韩国就没有这种历史的负担。

文、图/重青记者 罗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