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区白沙镇南郊的黑石山景区大门, 亦即聚奎中学校门上，刻着这样一副对联：“ 知国家大事尚可为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者邓鹤丹，创作于1926 年（1984 年复刻），彼时他刚从哥哥邓鹤翔手中接过学校，为践行承诺，他在白沙耕耘了近20年。他的继子邓燮康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为了让学校坚持到接管之时，曾不惜借款负债……

走进学校大门，沿蜿蜒小径拾级而上，大片茂密的竹子和香樟遮住了阳光，路两旁对视的蛙鸣石拦着远处的视线。学校始建时的清代书院、民国时期的日式石柱楼、抗战时期的礼堂鹤年堂就隐藏在这片竹林里，江津邓氏家族的历史也藏在这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间。

未继承经商韬略而兴办教育

“我想我知道的，并不比你多多少啊。”邓焕曾坐在白沙高屋乡下松林的客厅里，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他缓缓泡上茶，环顾四周，目光停在了墙角的一尊塑像上：“ 这是我的高祖父，邓洪顺，所谓的江津邓家可以说都是他的后代，因为在他之前，他家是四代单传，祖上是从江西迁过来的。”

邓焕曾根据他的照片为他塑了个像，这看似并无必要，邓氏后代如今留在白沙的寥寥无几。下松林的老房子也已不在，邓焕曾一人住在原址附近新修的洋房里。

为何要塑那尊像？邓焕曾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是反复说，他的父亲在解放后因为有 24亩土地，被划为了地主，家里自那以后几乎不谈家史。但他知道，他就读的聚奎小学、三中（聚奎中学部与新本女中合并后的名字）都与家里祖父辈有关。这样一尊塑像放在客厅，倒能提醒人们，那个“莫谈家史”的时代结束了。

“据我所知，邓洪顺没有读多少书，他是个商人，但他十分开明，反对八股文，反对妇女缠足，反对鸦片。”据校史的记载，邓洪顺只读了不到半年私塾就因贫困辍学，之后一直当学徒，风里来雨里去地在江津、重庆之间做代购、代售。后来入股了一个盐店，学了点经验就自己开了盐号名曰“洪顺祥”。

1853年，太平天国军队攻克武昌、南京等地，供应湖南湖北的盐路受阻，此时自贡食盐正处在滞销中，邓洪顺趁机低价收购自贡盐，高价出售到两湖，名声大震，成为盐业“江津帮”的代言人。

他的儿子邓鹤年、孙子邓燮康都继承了他的经商头脑。邓鹤年因赶上了1923年川盐济楚，“ 一次就盈利银元三十余万”，把江津帮推到与自贡帮、重庆帮并立的地位。孙子邓燮康在毕业于复旦大学，回重庆后赶上银行业大发展，与他人合伙创办了银行。

“我们邓家以经商发家，父辈、祖辈都经商，奇怪的是家族后来没有一人继承经商韬略，没有听说在商业上卓有成就的。”邓燮康的六女邓敬苹说，他们继承的是家族另外的血脉——办教育。她的十五个兄妹中，有六个都从事了教育事业。

引进日本新式教育进学堂

邓家办教育从邓洪顺开始，这个商人没多少文化但思想却很开明。1870年，子女到了读书年纪，他见白沙还没有学堂，就捐白银99.61两，筹办聚奎书院（后更名为聚奎学堂），十年后，书院正式成立。

邓洪顺87岁时（1906年），他的六子邓鹤丹从日本东京弘文师范学院留学归来，他见鹤丹在演奏风琴，就问：“ 日本学校都有这个吗？”邓鹤丹就在他的鼓励下大胆引进日本新式教育到聚奎学堂，聚奎学堂因此被人们称为“洋学堂”。

1906—1912年，日本新学模式实践顺利，邓鹤丹请来他留日的同学程昌祺、萧湘、唐定章等前来执教，又专门仿照日本建筑修建了石柱楼教室（保存至今），还从日本进口了图书、教学仪器。

邓鹤翔热衷政治，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他当选保路同志会江津支会会长，带领师生发动起义后被选为国民政府江津县议事会首任议长，学堂也在那时改为县立。

1925年，聚奎学堂又改回私立，其弟邓鹤丹被选为董事主任。与邓鹤翔的政治热情不同，邓鹤丹教育专业出身，强调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活泼其天机”，“ 宏博其学识”，“ 强健其体魄”。

他邀请大量逃难来川的名人学者（文幼章、梁漱溟、陈独秀、卢前等）来校讲时务课，还预备把教育部嘉奖他的4000元用于修建图书楼。

直到上世纪40年代初，物价飞涨，教师罢工，邓鹤丹不得不拿出钱来补贴工资。1943年，他突发脑溢血离世，学校落在其继子邓燮康肩上。

邓燮康把教师工资调整为大米薪酬，以对抗通货膨胀，资金压力转嫁给了自己。起初，作为四川商业银行总经理的他尚可担待，但建国后，银行经受不住挤兑风潮，负债停业，家里没了收入来源，五女、六女都先后辍学卖冰糕。尽管如此，邓燮康仍借债维持着学校，等待接管。

“我爸爸参与学校事务不多，但他是解放前最后一任董事长，解放后第一任董事长。”邓燮康六女邓敬苹回忆，父亲没有多少时间直接教育她们十五兄妹，“ 但当他得知我也做了英语老师后，送了我一套英语磁带和碟片，我想那也是一种教育，教育的教育。”

多次资助晚年陈独秀

聚奎中学移交政府后，邓氏家族历经三代人、用时 70年的任务也终于完成。

这所144 年历史的中学，至今仍保存着多处与邓家有关的文物，构成了邓家半部家族史的物证。

这些文物多指向一个人——邓鹤年（字蟾秋），邓洪顺的四子。他没有直接参与校务，但却是捐资最多的邓家人，因此无论是礼堂、办公楼、石刻、亭台，多与他有关。据统计，1925到1938年间，他先后捐款十多次，共计十万元，还为新本女子中学（邓家人创办的另一所学校）筹款数万元。仅1927年一年就捐款三次，最大的一笔为10000 元，用于修建鹤年堂，鹤年堂仿照罗马舞台式建筑设计修建，后来成为川东最大的礼堂，至今仍在使用。

邓家成为地方望族，主要是靠邓鹤年，他经商极富头脑，钱多却不爱钱，他的名言是：“ 集财非难，散财实难。集而不散，用而不当，非道也；遗之子孙，资之作恶，尤非道也。”在他生前，他几乎把家产散尽了，自己只留了百石租谷的田业，其继子邓燮孳，和其继妻一人一半。

除了助学，他另办有两所平民学校、一家救济院、一家蟾秋图书馆（今渝中区图书馆前身），还资助8 个学生留学国外，十多个学生前往沿海读大学，并资助过大批战时逃难入川的学者。

他最为人们所记住的事是资助晚年陈独秀。1938年，陈独秀携妻避难江津，无钱租房，他和侄子邓燮康将新建成的别墅“康庄”借给他们暂住，两家交往甚密。陈独秀曾三次到白沙，都在邓家下榻，还赠给邓鹤年“大德必寿”四个大篆。陈独秀去世后，棺木衣衾亦是邓鹤年叔侄捐赠。

“爷爷邓鹤年被我们称为贫穷的富翁，他晚年和我们住在一起过，当时家里早上稀饭，晚上稀饭，中午干饭。他有一顶轿子，但从来不坐，走在路上看见邓家晚辈坐轿子，也要让他们下来。”邓焕曾说，他爷爷晚年散步时仍弯腰去捡地上的麦穗，“ 那时家附近沿路都是香樟树，他一路都捡麦子”。

风光一生的邓鹤年解放后担任重庆市文史馆馆员，直到1953年夏天才在其侄邓燮康家中去世。他的继子邓燮孳即邓焕曾的父亲则因他留下的土地被划为了地主，在人民公社时期，因饥饿导致肝肾衰竭，在1962年冬天离开人世。

邓焕曾几个兄妹遇上政策逐渐开放，读书上学，过上了不错的日子：邓若曾，前国家女排总教练；邓庆曾，美籍华人，著名医学博士；邓焕曾自己，著名桥梁专家，黄花园大桥总设计师。

“这就是命。”邓焕曾说。他的爷爷、父亲和兄妹们，都曾在下松林的院子里生活，但他们的命运却隔着深不可见的鸿沟，就算站在新“邓宅”的二楼露台上，也看不到当年老邓家的丝毫痕迹。

家族之最：

最富有最慷慨：邓鹤年

最忠于教育：邓鹤丹

最好动：邓若曾（国家女子排球队教练）

最文艺：邓敬苏（国家一级演员）

文、图/ 重庆青年报记者席郁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