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无法消灭，肖全的影像断代史

1月8日上午，画家周春芽抱着小孩，在“我们这一代：历史的语境与肖像”肖全摄影展（成都当代美术馆）作品前一一停留，近350件作品中，他看到了二十多年前的自己，还有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艺圈人的葱茏身影，顾城、崔健、张艺谋、张晓刚、王朔……边看边和摄影师肖全聊这些人“牛气冲天”的故事。

当天下午，肖全在展馆接受了重庆青年报记者的采访，肯定自我的同时，也不掩饰面对这一代人正在老去的复杂心情，“不只是皱纹，还有内心，我是希望拍到80岁。”只是，作为“我们这一代”的一员，他坦言“很难拍出一组照片‘灭掉’之前的作品，‘灭掉’那个自己”。

让三毛穿上“乞丐装”

“可以一起拍个照吗？”身着橘红色羽绒服、背黑色背包的肖全走在展厅不时被观者认出，如墙上他所拍摄的部分名人被年轻人簇拥一般，要求签名、合照、加微信，他称自己“很享受”观众的热情，还会主动询问对方一两个问题，如“怎么获知展览信息的”、“喜欢哪张照片”。他本人就因看到诗人庞德的一张照片决意拍摄“我们这一代”。

时光回到1990年，肖全在翻看诗人钟鸣创办的“地下”文艺刊物《象罔》第二期庞德专辑时，被封底庞德的照片“看飞了”，这位老人头戴礼帽，身着长衣，拄着拐杖，沧桑的脸上透着无尽的孤独和历史感，同身后的石桥与古教堂融为一体，照片下面附有文字：“理解来得太迟了。一切都是那么艰难，那么徒劳。我不再工作，我什么也不想做。”肖全说他从这张照片开悟，“中国艺术家也需要这种照片”，明确了自己要记录文化人的任务。

1984年，肖全从部队转业回到成都，混迹于成都的诗人圈并拍摄了许多照片，如钟鸣、欧阳江河、翟友明、何训田，由他们介绍认识了何多苓、张晓刚和吕澎等人。

1986年，顾城、舒婷、北岛等人被选为十佳诗人到成都参加诗会，肖全在翟友明的引荐下，在这几位诗人住的成都花园酒店以及诗会现场拍了许多照片，包括顾城和谢烨坐在窗边看镜头那一张。顾城回到北京后，给肖全寄来诗集《黑眼睛》，并留下“那些花已经走远了/给肖全”的字迹。

依据肖全在成都拍摄的照片，钟鸣在《象罔》第四期做了肖全专辑，取名为“我们这一代啊”。

肖全就是以这期《象罔》打动了三毛，三毛看后说“你给他们拍这么好的照片，你得给我拍”。肖全拍完后第二天拿照片去给她看，照片里的三毛挽着头发，穿着白衬衣。她看了后说“这不是毛”。肖全提议说穿得不对，三毛即刻换上她的“乞丐装”，把头发放下来，和他漫步街头，同小孩玩沙袋，同老人聊天，这一下午的相处有了一批被三毛称为“漂泊生活几十年的概括”的照片。

1990年七八月间，肖全列了长长的名单，拿着策展人吕澎赞助的1000块钱去往长沙、上海和北京等地拍摄文化名人，这些人大都风头正盛，并不都乐意接受一个尚不具名气的摄影师的约访。这时他只能找信任他的朋友开路条，比如何立伟在路条上写下“这儿有个大师，来拍你们的照片”，他带着它找到了史铁生、陈村、吴亮和叶兆言等作家。

也有人见到类似路条也不买账的，比如王朔，“王朔很重要，不能少了他”，遭到拒绝后的肖全电话求助于编剧刘恒，在刘恒的劝说下，王朔这才同意拍摄。

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肖全想起同每个拍摄对象的交往觉得并不遥远，有的短暂却影响一生，如顾城和三毛，有的成为至交好友，如钟鸣和吕澎，“这一代人背负着沉重历史，灵魂孤独，但，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上升的气，充满生的力量。”

封新城：你都拍广告了

用了十年时间拍摄完“我们这一代”后，肖全没有继续循着这个方向拍摄，而是转向了商业摄影。

1991年，肖全将拍摄三毛的照片结集出版《天堂之鸟：三毛摄影诗歌集》，获得5000元的稿费。这一年，他辞去了四川广播电视大学的摄像工作，成为自由摄影师，接的第一单活就是拍杨丽萍。肖全在和杨丽萍沟通结束后，拐弯抹角地暗示了10来分钟，才让后者明白他需要靠拍照生活。那个时候的肖全总是带着一把招待所的钥匙，“那个时候我离婚了，除了父母的家外，没有自己的家”。

第二年，肖全跟着极具商业敏锐度的吕澎筹备“广州双年展”，之后一直待在深圳生活：“深圳这个地方，男人大概只为了两件事：挣钱和女人。”

这次展览的文献部分中，展示有马克·吕布赠送给肖全的发黄的书和资料，“以前每次回成都都把行李放画家沈小彤家，里面有马克·吕布送我的摄影册子。有一个月沈小彤跑去北京谈恋爱，家里自来水管爆裂，册子全泡烂了，特别心痛，边收拾边下决心要找一个安心存放行李的地方”。他在深圳的房子就是放行李的地方，为了它，肖全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来接拍广告。

这十几年间，“我们这一代”在经济大潮的裹挟下发生着变化，肖全的转变也让部分人感到不解。“还去深圳干嘛，肖全都在那拍广告了”，封新城不无揶揄的话偶尔也会让他纠结。不过，他并不觉得拍摄广告是件丢脸的事，“摄影不就是一门手艺吗，我可以用它拍‘我们这一代’，也可以为商界服务，比如房地产、电子产品，拍那么多广告，客观上讲，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洪流”。

除布列松和马克·吕布这样的摄影大师外，肖全还欣赏卡斯托尼那样在广告拍摄中鲜明有效传达自己艺术观念的摄影师，“我们对艺术史的理解是偏颇的，西方的一些大师拍的重要作品也都和商业有关”。肖全也希望透过广告片的传播力，表达个人的艺术主张：“不同情况有不同表达。”

吕澎曾建议他选取部分广告片出版，他没有采纳，但还是希望有人了解到这些作品，还有该次展览中呈现社会变化的纪实摄影“历史语境”部分，“连周春芽都以为我只拍摄了那些名人肖像”。

何多苓说“不准拍不准拍”

肖全称自己是个“很坚定的人”，坚定地认为自己无愧于诗人柏桦的称赞：“肖全，你千万不要轻易给人拍照片，如果你给一个人拍照片一定是这个人一生最好的照片……你一定会成为中国最的人像摄影师。”他认为，“我们这一代”展现了一代人的精神状态，现在很难有一组照片把它灭了，自己也灭不了它。

肖全还坚定地认为无须按照他人的游戏规则来判定自身价值，“参不参加展览，得不得奖都不重要”，他看重的是，“恩师马克·吕布向身边人介绍肖全的作品”、“观众看到作品时喜悦的情绪”。

但有件事，让他反复纠结：拍摄“我们这一代”第二辑。肖全曾打算为崔健、杨丽萍、陈凯歌、姜文和张艺谋做终身拍，到目前为止坚持下来拍了20年的只有杨丽萍。杨丽萍是继三毛之后成就肖全摄影名声的女人，也给外界形成了“靠拍名女人和粉子成名”的印象。

“本来和他们有缘，只是没有努力去续缘，在那个年代，当你居无定所的时候，你没法去坚持做那么多事情”，肖全解释没有续拍其他四人原因时说道。

早在2007年1月，张晓刚曾劝说肖全继续拍摄：“你应该再来拍这帮人，你知道吗，很多人包括老外都是通过这本书（指《我们这一代》），了解这些人的。十几年过去了，大家做了什么都在自己的脸上。这不是几个人的输赢问题，是这个国家一代人的故事和形象。你要不做，没人可以做。”在成都当代美术馆的这次展览开幕式上，作为嘉宾出席的张晓刚再次提到这个话题。周春芽看完展览后同样向他表达了愿意接受拍摄的想法。

这都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的态度。

另一些人则不能接受：“肖全，你是为了什么，明明知道距离已经拉得这么远了，你还要把我们的故事给全国人民去讲，就为了你他妈的一个概念，有意思吗？”

让人难以接受的还有衰老。肖全曾尝试着将镜头对准何多苓，何多苓手挡镜头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不准拍不准拍”，对于肖全来说，在经历许多变化的“我们这一代”身上，他很难捕捉到他们当下的状态，或许是“豁达开朗地生活”？

1月8日午餐时，携家带口的周春芽和成都当代美术馆副馆长蓝庆伟特意安排单身的肖全坐在他们两家中间，周春芽笑着说，“你现在学术上有成了，XX的赶快跟我们学习生个孩子，哪个给你怀起了，跟哪个结婚”。

文/重庆青年报记者 倪欢

图片由成都当代美术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