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研究史论重今轻古不应该
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而言，德国的“汉学”起步时间较晚，直到17世纪，才出现《汤若望回忆录》和《图说中国志》等著作，这类作品大多介绍中国的宗教和风土人情，属于普及性读本，而非有价值的汉学研究。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德国汉学家开始写作有关中国道教的论著，这种对中国宗教的专门研究使得德国汉学研究正式起步，但这一时期的汉学研究非常片面。直到20世纪，德国的汉学研究才开始进入相对全面和系统化的时期。
讲座：中国经典的德译与德国的汉学研究
主讲：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雪涛
时间：2015年8月15日
地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琼楼
首位汉学家福兰阁
19世纪是欧洲汉学形成期，也是德国汉学起步阶段。
自20世纪初开始，汉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09年德国第一个汉学学科在汉堡大学的前身——汉堡殖民学院诞生。福兰阁为这一学科的第一任教授。
这与福兰阁特殊的经历不无关系，他曾作为外交官在中国生活13年之久。
福兰阁曾提出，中国古代的文明与今天的中国是不可以截然分开的。1911年，福兰阁在《德国的汉学研究》一文中指出：“我们不可忘记，汉学研究既要传授古代的知识，也要通过这些知识了解当代。”
福兰阁是想说明，汉学研究绝不仅仅意味着所谓的文化传承，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去认识当时的中国。而研究当代的中国，更应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古代文献的目的则在于了解东亚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认知，几十年来汉堡的中国研究都走在德国学术界的前列。
其实，德国汉学家很早就开始了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当时在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居住的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1852年出版了英文版《道光皇帝传》。正是此类历史著作，在客观上使西方知识界又将中国纳入了世界历史的范畴之中。
此外，作为汉学学者，福兰阁不仅是德国汉学史上第一位专职汉学教授，而且也是德国众多汉学家中第一位名符其实的历史学家。
福兰阁一生著作颇丰，其中最富有声誉的是五卷本的《中国通史》。他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角度阐述了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改变了以往以历史史实、编年、朝代为主的纪实性研究方式。
翻译通俗小说被开除
继汉堡大学后，柏林大学也于1912年建立了汉学学科，这一汉学学科同1887年该校东方语言学院设立的汉语语言教学相比，更注重科研。
莱比锡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也分别于1922年和1925年建立了汉学专业，卫礼贤担任了法兰克福大学汉学学科教席教授。
随着汉学学科在德国大学相继建立，德国对中国的研究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和学科。并开办各种刊物，如《中国》、《德国东方学学会杂志》、《东亚杂志》、《柏林大学东方语学院通讯》和《亚洲通讯》等。
库尔茨、帕拉特、威廉·硕特、嘎伯冷兹，以及威廉·顾路柏和夏德等，为德国汉学的学科化打下了基础。
库尔茨曾任慕尼黑大学汉语教师。主要历史论文有《秦始皇》，此外还译有《太上感应篇》、马融的《今古奇观》。
帕拉特则是19世纪德国汉学最有影响的先驱之一。帕拉特还潜心研究中国和中国文化，并推出数卷以儒学经典为主的中国文化经典教材。
德国的汉学研究基本上是对中国古典学术的研究，贾柏莲在1881年出版了《中国文法，或曰不包括粗俗文体和当今口语的中文文法》（中文名为《汉语经纬》），他所认为具有学术性的内容显然是所谓纯正的文言。
1919年，库恩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译作——《卖油郎独占花魁》。他的导师、著名汉学家高延对他选择翻译一篇低俗小说的行为非常反感，将他开除。可见，对古代一般文学作品的研究也被看作是缺乏学术性的。
除了古典文学，中国历史和社会制度构成了这个时期德国汉学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福兰阁，还有孔拉迪。
孔拉迪的《中国历史纲要》采用了民族比较认知法，使国外中国史研究在认知视角上有了新的突破。
只是，在断代史研究方面，除唐代和清代史外，宋代和元代史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明代史更为如此。
而且，以文学经典翻译为主，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也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德国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主要有：诗歌翻译家霍夫曼，小说翻译家库恩和埃里希·施密特，戏曲翻译家洪德豪森。
莫言不是现代作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汉学受到重创，一些汉学家离开德国。二战后，德国治学重整旗鼓，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这时，汉学研究的学派也开始出现，如以傅吾康为首的汉堡学派，主要研究明清史及中国近现代史；以福赫伯为首的慕尼黑学派，主要研究中国中古史，福赫伯长期主持慕尼黑大学汉学讲座；还有以艾克斯为首的莱比锡学派，主要研究中国先秦文化历史。这几个学派的影响极广。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后，宗教也成为研究热点。比如《老子》，有50多种德文译本。
石泰宁格，欧洲最重要的道教专家之一，他主编的“威尔茨堡中国学与日本学丛书”，收有多部研究道教的著作。如今，在德国学者中，顾彬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声望的。他是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为主要研究领域。
顾彬的影响力和莫言也有一定的关系。他如此评价莫言：“他现在还用章回小说——那种传统的创作方法来写作，说明他不是一个现代的作家。”
顾彬认为，现代作家往往会集中去分析一个人的灵魂，而莫言小说却过于追求故事性，出现的人物太多，反而忽略了对人物的刻画，“现代小说家不会再去讲故事，因为所有的故事都已经讲过了。”
他还说：“莫言43天完成小说，不尊重语言。”
顾彬感叹，中国古典文学对写作“推敲”的态度，并没有被当代文学所承袭。“中国当代作家，除了一些诗人和散文家外，都不会为了一个词、一个字去斗争。”
莫言也对此做出过回应：（我）本意是为顾彬教授鸣不平，中国那么多的媒体，那么多的大学，那么多的会议，不论什么人，逮着老爷子就采访，就对谈，引逗着让他批评当代中国作家，老爷子哪有那么多的新思想新观点？就像那呼雷豹，也不是每揪一次痒痒毛就能喷出黑烟来。更何况，有那些小坏记者，就想着看老爷子发威，就想着看当代中国作家窜稀，于是就像程咬金乱揪呼雷豹一样，揪着老爷子不放。于是，老爷子的言论渐渐地没了新意，没了新意也就渐渐地失去了威力。
总结近年来德国汉学研究，我认为德国汉学不太重视学术史的树立，仅注重当代中国的研究而忽略古代中国文化研究。同时近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德国汉学的介绍不够全面，研究也不够系统，德国汉学最终要归于欧洲乃至世界的潮流之中。
（上接C05版）
《繁花》这本书你拿起来一看就是语言和大家不一样，很多人说这个算什么东西？但我自己是故意这么做的，因为小说一上来是语言，就像音乐一样，音乐一上来就是音符，这个没办法的。我们要听一首音乐，它首先第一就是音符要出来，你要看一本书首先就是语言，看你这个语言怎么样，当然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用最直白的方式，我们也可以写一个好作品，但是因为这是事关可以说联系到艺术的东西，就是一定要有个性。（据《凤凰读书》）
苏童不知道自己是否“飞起来”过
我的一部分写作行动，可以说是一场持续的“造街行动”，造的当然是香椿树街。以前的好多中短篇文本，包括上世纪90年代的长篇《城北地带》，都是“香椿树街系列”，都是我造的街景。而这次的《黄雀记》，是“造街行动”的一项大工程，我为这条街道修建了一个广场，还有一座隐隐约约的庙堂，更多的居民停留在此，献上他们卑微的香火，以及卑微的祈愿。我借《黄雀记》探索香椿树街的魂灵。
《黄雀记》的写作没有预设“写实”或“超现实”的宗旨。说到表现手法，其实，我从一开始就在冒险。祖父爱找魂，保润爱捆人，都不可信，只是可行，我是在可行性中探讨人物与故事的意义，以及这意义衍生的能量。
我无意再现人们眼中的现实，写实的外套下或许有一件“表现主义”的毛衣，夸张、变形、隐喻，这些手法并不新鲜，只要符合我的叙述利益，我都用了。所以，由此造成的阅读审美上的某些矛盾，我一并奉献给读者了。那么，是否要维护读者推敲真伪的热情？我的态度很明确，不反对，同时，也不鼓励。
我所信奉的作家与现实生活的美好关系，其实从来不是亲密的拥抱，也不是攻击性的炮火，而是高度三公尺的飞行。这个距离可以想象为一种标准的若即若离的距离，而所谓的飞行姿势，当然是主张作家关照现实的创造性，以及表达的自由性和排他性。只不过这种飞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其实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正地“飞起来”过，更没计算过那距离是否符合三公尺的理想。
重庆青年报记者整理
渝中区举办纪念抗战书画摄影展
8月13日，“渝中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书画摄影作品展”在中山文化产业园开幕，展览将持续至9月12日，市民可免费前往参观。
本次展览共展出176幅作品，展览还得到了渝中区的抗日老战士的热情支持，他们拿出珍藏多年的勋章奖章，以实物的形式讲述了那段浴血抗战的艰苦岁月。组委会特邀92岁的八路军老战士武恩出席了展览开幕式，他为现场观众讲述了自己参军抗日的故事，称在战场上对战，打起来并不怕，打完才后怕。
芭蕾舞剧《追寻香格里拉》获国家艺术基金资助
8月13日，记者从原创芭蕾舞剧《追寻香格里拉》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4年该剧从全国1300多台大型剧目中脱颖而出，获得国家艺术基金，历经一年多的深度修改打磨，将于今年9月11日、12日以全新的姿态亮相重庆国泰艺术中心剧院。新版《追寻香格里拉》在剧情结构、舞蹈设计上进行了颠覆性的改编和创新，更深刻地融合了国际与民族、时尚与古典的元素。重庆芭蕾舞团团长刘军称：“审核看重的是项目的潜力、团队的原创力和执行力，正是由于我们的团队和剧目具备这样的条件，才能获得这项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