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不到生活的诗意

2014年，胡学文凭借《从正午开始的黄昏》获鲁迅文学奖，另一部小说《奔跑的月光》则被陈建斌改编为电影《一个勺子》，获得该年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最佳新导演大奖，其后却因为主演王学兵涉毒被推迟在内地上映。谈及此片，胡学文告诉重庆青年报记者：“我还没看到这部电影。”



我还没看过《一个勺子》

重庆青年报：您的小说《奔跑的月光》被陈建斌改编成电影《一个勺子》，并在台湾斩获两项金马奖。您有看过这电影吗？

胡学文：我还没有看到这部电影。

重庆青年报：导演在拍这部电影之前，有针对电影改编的细节问题与您进行沟通吗？

胡学文：在拍摄之前，导演并没有与我联系。拍完之后，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谈起小说里的这个故事。对于电影而言，我的小说里已经具备了他想要的东西，所以不再需要征求我更多的意见。

重庆青年报：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后，名字由《奔跑的月光》变成了《一个勺子》，剔除了诗意，指向更为直白，怎么看导演的这种安排？

胡学文：我写小说比较关注故事背后的隐喻指向。作为电影这种大众化艺术形式来说，要为观众所接受，如果太过诗意或深奥，大家会觉得难以理解，也就谈不上接受。而导演必须要考虑受众，考虑票房。这篇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傻子，所以导演用了“一个勺子”作为标题，“勺子”是西北方言，也就是“傻子”的意思。这样的呈现显得更直观一些。以我觉得导演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而改掉了原来的名字。

重庆青年报：您的多部小说都被改编成了电影，为什么您的作品特别吸引导演们的眼球？

胡学文：我目前有十部左右的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别人也问过我为什么导演特别喜欢我的小说，一个可能是我的小说当中提供了导演所需要的故事，另外一个可能是小说提供了一个“点”，导演从这个“点”进去，可能会构筑起他们电影的结构吧，我是这么想的。

重庆青年报：这个“点”是指对小人物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吗？
胡学文：是的，我的小说写的小人物比较多。我的关注点也是小人物在当下的生存状态。其实在面对具体生活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一个的小人物，不论成功失败，都有难以为外人道的心酸苦难。因此以小人物为主角的作品就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张艺谋的改编没有达到苏童的深度

重庆青年报：当年张艺谋改编苏童的作品，电影呈现的东西与作家想表达的东西相去甚远，被学界认为是一个失败的例子。您的作品被大量改编，有没有出现过这种被改得面目全非的情况？

胡学文：改得面目全非的情况倒是没有，但是有的理解和我想表达的东西有点不一样。因为有时候，导演传达的东西和作家传达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不论是传播方式，还是导演所看重、思考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张艺谋改编苏童的作品，的确没有达到小说的深度。从文艺圈来说，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但是从普通观众来说，可能很多人认识苏童还是通过张艺谋的电影来认识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有时候达不到小说的深度，但是它扩大了小说的传播渠道。

重庆青年报：您的小说大多是开放式的结局，读者读您的小说经常看不到一个明确的结尾，为何偏爱这种结局？

胡学文：小说和故事不一样，你讲故事必须有结局，一部电影也要有结局。我曾经说故事只是小说的一个材质，小说需要故事，但小说的目的是激起人的思考。我的理解是开放式的结局更能激起人的思考。

我曾经写过一个小说《飞翔的女人》，写一个女人去寻找她丢失的孩子，我主要写这个女人在这个过程中的韧性。小说在《人民文学》发表以后，就有读者给杂志社打电话，问这个孩子最后找到没有。这个对读者可能很重要，但

对作者，对小说并不重要，我觉得激起一些思考才是更重要的。好的小说应该能让读者从各个角度去进入、去阐释。

开放式的结局更有利于读者去思考一些现实与人性的的问题。



 

我的故事不是圆环式的

重庆青年报：您喜欢在小说里构筑尖锐的戏剧化冲突，更喜欢在这些冲突达到顶点时将其转化掉。是对生活的复杂性的理解还是对戏剧化的追求让您做这样的处理？

胡学文：偏于前者。在我的小说当中，确实有很多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冲突，小说里面充斥着各种矛盾。过去的很多小说中，这个矛盾必须要有一个结果，或激化或化解掉，追求一个圆环式的故事，有高潮，有结局，矛盾有一个最终结果，这样一个小说就结束了。

现在的小说更多追求一种开放式的结局，有时候出现一些矛盾，并最终转化掉，或者化解掉了。我比较关注这个矛盾发展的过程。很多时候看起来就像是为了追求戏剧化而故意做这样的处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矛盾的转化、化解是有可能的。

我的小说中不是很多矛盾都能化解，但是有些能化解，因为出于叙事的需要、结构的需要或者读者阅读的需要。
有些是写的时候并没想过要把这个矛盾去转化、去化解，但情节发展起来，到达那样一种情境，自然而然就发展到那样一种状态了。

重庆青年报：写的时候并没有考虑矛盾的具体走向，而是随着情节的发展自然而然？

胡学文：对，就是这样。如果一个小说一开始就构造好怎么开头、发展、高潮、结尾，如果作者想得特别完善的，可能这个小说就会显得四平八稳。不能说这样不好，但是如果写的时候突然冒出一个作者难以控制的局面，从我本身来讲，这样的小说会带给我更多的惊喜和意外。

重庆青年报：托尔斯泰也是这样解释安排安娜卧轨的原因的。

胡学文：对，作者写一个东西，大致思路是有的，不可能说作者提笔就写，只注重过程，而结尾一点谱都没有，这种可能性很小。就我而言，都有大致的方向和走向，有的是按照这个大的走向去发展，有的写到中间，会突然出现某个情节，这个情节有可能会影响全局，这样小说走向就变了。但是我觉得这种变动不是坏事，因为它超出你的预期和控制，往自己的方向去发展，去生长。我更热爱这样的小说。
 

胡学文作品：长篇小说：《燃烧的苍白》、《天外的歌声》、《红月亮》、《私人档案》、《漩涡》中篇小说集：《极地胭脂》、《婚姻穴位》、《在路上行走的鱼》、《命案高悬》、《我们为她做点儿什么吧》、《奔跑的月光》

好的小说能飞起来

重庆青年报：您生于乡村，写作时也大多面对乡村，是因为有比较多的乡村经验？这种经验有束缚您的创作吗？

胡学文：是的，因为相对而言，我对乡村更为熟悉。对一个作家而言，有多重文化背景，可能更好，世界上好多优秀作家都有两种或多种文化背景，这样他去观照去思考，可能他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我有乡村生活的背景，但我不是站在乡村的角度去思考，而是同时站在乡村的内部和外部，用两种目光去审视。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经验对我不会形成束缚。
如果只是站在乡村的内部，可能很多问题既看不到，也想不到。但是如果只是站在乡村的外部，也许会有更深刻的体验，但是写作可能就会跟乡村有一层隔膜。所以我觉得同时从内部和外部去审视，这样才会既鲜活、有内涵，又有力。

重庆青年报：您说您觉得好的小说要接地气，还要长着羽翼，能飞起来。接地气是要关注小人物，与现实联系紧密的意思？长着羽翼具体指什么？

胡学文：我说的接地气，写实是其中一个方面，更多的是指要有生活质感。比如我写一个人，首先我必须界定他的性别、年龄、职业、出身、生活习惯，完了以后你才好确定他的收入。比如写一个农民工，或者其他普通人，他收入不高，你写他经常去电影院，去咖啡厅，这是不切实际的，也不符合生活逻辑的。有生活质感首先必须是要有生活逻辑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语言、习惯、行为，我说的接地气就是这个意思。

我记得王安忆说她有一次给年轻的写作者讲，好像年轻一代笔下的生活就是看电影、喝咖啡、去舞厅这种高大上的样子，这个钱是从哪儿来的？你是富二代还是怎么的？总之没有交代，这样的写作就没有生活质感。
我写一个农民或者一个教师，他们的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农民晚上可能会看看电视，教师晚上可能会看看书。

（下转C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