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宣传计划上，原本没有出去这一站，“是朋友私人给张罗的活动”。到场的除熟知野夫该段爱情故事的重庆师友外，多是与他大约同时代的中年人，与同龄人的互动让他找到更多共鸣，这点和野夫近期接连参加活动遇到的状况有所不同。

改编剧本是野夫第三次创作这个故事。十几年前，野夫就为此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写完后自己觉得不是很成熟，但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修改方法，就此搁浅了。2013年，野夫前往德国科隆做访问学者，坐在莱茵河岸边，遥望祖国曾经的悲欢，决定记录那段逝去的往昔岁月，将原来的剧本改写成小说。之后，又将小说重新改编成电影剧本。

“我们这一辈人从那个被淹没的年代穿越而来，即便桂冠戴上头顶，但仍觉荆棘还在足尖。多数的日子看似谑浪风尘，夜半的残醉泪枯才深知内心犹自庄严。一个世纪中唯一凸显干净的年代，让我辈片叶沾身，却如负枷长锁。每一次回望，都有割头折项般的疼痛。我知道，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最终是在薄奠那些无邪无辜无欲无悔的青春。”野夫在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跋文里写到。

再私我的追忆、沉重的拷问，也要面对年轻化电影观众的口味。面对每场活动、多数采访都提到的电影故事及表现方式过旧的疑问，野夫并不选择正面回应，而以《廊桥遗梦》、《简爱》等经典影片的世代流传来做类比。

我不容许电影改名字

重庆青年报：电影片名是否特意强调1980年代？

野夫：特意强调，而且不容许电影改名字，因为我要向1980年代致敬，纪念1980年代，里面讲的爱情故事只是为纪念一个年代而写的。

重庆青年报：写作这本书和剧本，是以当时的视角还是现在的视角来看待那段爱情故事、审视那个年代？

野夫：对整个故事的思考基本还是那个时代，没什么变化。

重庆青年报：男女主角的爱情悲剧外，小说中还对女主人公父亲有较多着墨，您怎么看待他这个人物？

野夫：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当然电影里面又有改编，小说中，他是一位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只是在文革时期被同学拉进了革委会，于是下放到山寨监督改造，这都是我们经历的真实历史，我们父辈中有不少那样的人。他有什么罪呢？只是时代的牺牲品。那个年代不同派别的人打得你死我活，谁是对的呢？怎么选择都是错。

重庆青年报：那今天的人该怎么选择呢？

野夫：自由、民主、法治，是我的核心价值观，这是人类共同的经验，不是我个人发明的。人类一定是有是非正邪之分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是非正邪观念的话，那是糊涂的，或者说是被洗脑的。

重庆青年报：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有明显的怀旧符号，内地观影人群平均年龄21.3岁，大部分90后对“怀旧”并不买账，这些天您在电影宣传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反馈？

野夫：我觉得都是好的，参加活动的大都是年轻人，他们都希望我讲这些故事，都希望我多传递一些价值观。当然，我也在豆瓣上看到一些对它的批评。我希望经历过1980年代的人和年轻人都来看这个片子。我们那代人是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青春，不是我一个人的青春，我在活动现场很多中年人站起来说自己经历过类似故事。另一方面，我也切实地希望现在的孩子也应该了解一下父母，父母是怎么恋爱的成则商业片败则文艺片？

重庆青年报：《1980年代的爱情》被称为文艺片，文艺片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电影类型，您怎么看待它？

野夫：大家都在用文艺片这个词，我是不承认的，我这个片子是爱情片。电影存在按类型分类的说法，比如爱情片、动作片、谍战片、悬幻片等，哪有文艺片和商业片之分的，是不是卖得好的就是商业片，卖失败了的就是文艺片，这毫无道理。其实都是中国的媒体乱说，《廊桥遗梦》卖得那么好，你说它是文艺片还是爱情片，《山楂树之恋》卖得好，大家说它是商业片，它要是卖失败了，大家是不是要说它是文艺片了。

重庆青年报：您是电影的编剧，还是总策划人，目前主要也是您在跑宣传，您是否也在担任着类似电影产品经理的角色？就像张一白那样。

野夫：我不是产品经理，首先，我只是编剧，准确来讲，应该说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是导演霍建起的片子。中国所有的电影，都是制片人中心制，除非导演自己投资，不然你再大牌的导演也要听命于制片人。张一白说自己是产品经理我更多地把它视为一种谦词，他的意思是说我这个电影，你们怎么批评怎么说三道四我都无所谓，我就只是一个产品经理，就卖个产品，我把它卖好了就行了，其他的东西我不去管。电影演员没有出来跑宣传，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钱，3000万元的投资相对现在的中国电影投资来说，算是小成本，演员出门费用高，我出门一个人走，花钱少。

重庆青年报：霍建起导演也是制片人选的？

野夫：导演只是制片人聘的一个人，拿一个工程打比喻的话，导演是总工程师。我和霍建起都是78级大学生，经历了同样的时代，对80年代的认知差不多，风格也差不多，电影拍摄时遇到问题沟通起来相对顺畅。

年代是最好的年代

重庆青年报：在电影里回望1980年代，理想化的成分多吗？

野夫：1980年代的主旋律是干净、纯情、隐忍、压抑。总体上，它依旧是整个中国这一百多年来最美好的年代，这个肯定是不会有错的。没有一个作品能够覆盖一个时代的全部，我创作一个文学作品，不是写1980年代的断代史，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写这个年代里的一切，既然写爱情故事，而且是80年代初期的爱情故事，只能写我认为它美好的一面。

重庆青年报：不只是一代人像您这样不断地神往1980年代，您觉得之后还会出现这样的时期吗？

野夫：我认为会。1980年代是结束了“文革”那种极“左”错误的时代，那时大学师生的思想都很活跃。1980年代文化大发展与恢复高考有很大的关系，积压了10年的人才一起进入大学，思想交汇。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一定会成功走向文明社会，这个信念是不会变的。

炸弹田的故事

（重庆方言龙门阵）

在回龙小学老校址回龙庵校门左侧，朝虎峰场方向有一块弯弯的水田，当地农民都叫它“炸弹田”。

这块田弯得来既不像炸弹，也不像手榴弹，倒像一个弯弯的月亮，为什么人们管这块田叫“炸弹田”呢？

事情还得从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期间，日军飞机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的长期大轰炸说起。

那时候，人们说起从回龙庵到重庆，那是远得不得了！老百姓要下重庆去办点儿事情，全靠两片脚丫子翻勤快点儿才行，一般往返少则三四天，多则个把星期。

时间到了1938年2月份，下重庆的人带回来消息，说是日本飞机密密麻麻的在重庆城天上打着旋旋，像蛆蚊子一样嗡嗡直叫，还像下雪蛋子一样摔下来嘿多铁疙瘩，说是叫炸弹。

那炸弹一落到地上就轰隆轰隆地炸开了花，那声音比打炸炸雷还响！炸得那个惨啰！街上的行人死起一坝一坝的。

尽管人们听得心惊胆战，但心里还是认为重庆离我们远得很，飞机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飞到我们这些乡旮旯来轰炸。

老百姓哪里晓得哦，在天上飞机最多不过十来分钟就可以从重庆飞到我们回龙庵脑壳顶顶！

1941年6月18日那天，天空晴朗。农民们正在忙着地里的活儿。回龙庵庙子里面的保国民学校的学生们正在认认真真地上课，教室前面的操场上竖立着一面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那旗帜正在阳光下迎风飘扬。

忽然，从虎峰场那边重庆方向传来嗡嗡的声音。人们好奇地抬起脑壳望着天空。只见从东山那边天上飞过来一群像岩鹰一样的飞机，发出嗡嗡的声音，震得地都在抖动。

飞机越飞越近，人们一下子明白了，那家伙就是人们传说的日本飞机！细心的人数了一下，足足有27架日机！

那群日本飞机飞到回龙庵上空，打起旋旋来。原来是回龙庵保国民学校插的那面青天白日旗引起了日本飞机的注意，以为这是驻扎在虎峰场的黄埔军校青年军的指挥部，就朝着回龙庵庙子丢下三颗炸弹，便扬长而去。

说来也是奇怪，那三颗炸弹从飞机上落下来，却没砸中回龙庵庙内房屋！一颗落在操场上爆炸了，把操场上的泥巴都烧焦了。另外两颗却砸向了旁边的一块秧田。轰隆一声，一颗炸弹爆炸了，溅起一丈多高的泥浆！另一颗炸弹插进泥巴里头一米多深，居然没有爆炸！

虎峰场黄埔军校的青年军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来把这颗炸弹排除了。从此，回龙庵旁边的这块稻田就被人们叫做“炸弹田”。

（作者：重庆市铜梁区虎峰镇回龙小学罗向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