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论《辞源》的现代意义 用辞书读懂中国文化

我国第一部大型辞书《辞源》，经过8 年修订，2015 年正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三版。《辞源》第三版发行时，距第一版问世恰为100 年。从1915 年到2015 年，整整一个世纪。100 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类辞书的编纂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具有首创意义的《辞源》，究竟应当如何定位？是否仍然具有原先的价值？怎样估量它的现代意义？

讲题：百年《辞源》的现代意义

主讲：北京师范大学古汉语教研室主任王宁

时间：2015年12月22日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

存储中国传统文化知识

《辞源》首次编纂始于1908年，其时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提出，要“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才，兴大利以厚民生，除积弊以培国脉”。当然，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传入中国。《辞源》正是20世纪初中国文化转型期的标志性成果。

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首先是语言的输入，《英华大辞典》、《法华新字典》、《中德字典》等大量外语学习词典陆续出版。其次是自然科学的普及与专科词典的问世，在《辞源》编纂前后，商务印书馆即着手编纂专门辞典20 种，包括人名、地名、哲学、医学等。为翻译而编辑的《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等中西名目字汇，也相继发行。这些辞书的出版，适应了科学普及和科技发展的需要。

在大量的西学辞书纷纷出版时，《辞源》独树一帜，走了一条完全中国化的道路。第一版《辞源》的主编陆尔奎在《辞源说略》里指出：“海上译籍初行。社会口语骤变，报纸鼓吹文明，法学哲理名辞，稠叠盈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语言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造成大众阅读困难。所以编写辞书，存储词语，进一步存储了知识。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辞源》收录的全部是中国经、史、子、集等典籍中实际用过的词语，解释的全部是这些词语在文献语境和思想建构中具有的本来意义。可以说，《辞源》是以古代典籍的语词及其解释为信息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库。
 

首创中国化辞书独特体例

《辞源》是清末到民国时期第一部收集中国古代典籍各类词语的辞书。在辞书编纂史上，它是空前的第一部。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传统的纂集类工具书，不论是字书、韵书，还是义典，都以字为单位编纂。1912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字典》，是《辞源》所编字头的基础，它虽然也以字为单位，却有许多革新之处。

蔡元培指出：“于民国成立之始，得此适用之《新字典》，其于国民之语言及思想，不无革新之影响。”这时，章太炎已经提出将传统“小学”（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改为“中国语言文字之学”，特别将“语言”彰显出来。这说明，西方语言学的观念已经在中国传播。这是《辞源》在单字字头下立复词语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突破。说《辞源》是现代意义的辞书，也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

第二，《辞源》集多种体例于一典——列字头，分音项，排词语，出释义，列书证，详出处，一应周全。《辞源》虽然从“字本位”进入了语言层面，以词语作为释义的单位，但并不忽略汉字在汉语中的独特作用。它的字头不从古代字书中转相抄录，而是从词语中提取。字头既是词语的查检标记，也是辞书有机的组成部分。汉语的字既是语言的书写单位，又承载着构词的元素，具有别词作用。

《辞源》将音项列在词语之前，遵从古代以音别义的历史现实。不同音项下词语的释义，参考古人的训诂材料，但不取古书随文释义的言语意义，不取《说文》的文字构意，不取字书中的直训（即以字释字），不取西化概念，而是从典籍的话语中概括出来，可以在语境中证实，完全是站在中国文化立场上自己建构的一整套释义规则。

《辞源》不收未曾使用过的字词，每个语词后列出的书证不是一般的语例，而是表明词语意义的出处，并以典籍的语境证实意义的存在。《辞源》首创的系统的体例，是中国独有的辞书体例，《辞源》以后的汉语辞书所用的基本编纂原则，尽在其中了。

就以上两点来说，《辞源》在中国辞书编纂史上的价值独特，它的首创而昭示后来的功绩，无可取代。

 

仅保存中国古代话语意义

《辞源》是20 世纪初社会文化和思潮发展的产物，是中国文化转型期的一项标志性成果。它的产生受到西方以辞书形式传播知识、传播文化的出版事业的影响，但《辞源》在内容上却立足中国本土、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辞源》不收引进的词语，它的“百科”的概念也不以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为分类标准，而是参考中国古代文化词语与名物词的分类。它保留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话语权，有利于国际对话时本国的立场。例如，参考《尔雅》在通语（释诂、释言、释训）之外的亲、宫、器、乐、天、地等16 类；《释名》的形体、姿容、长幼、亲属、言语、饮食等27 类。

中国很多词语用来翻译西方的概念，有些概念也被现代文化所吸收，但《辞源》仅仅保存我们自己古代的话语意义，并不涉及国外与现代意义。例如“民主”这个词，现代有很多定义，但《辞源》的解释是“民之主宰者，（旧指帝王或官吏）”。书证用《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又用《三国志·吴·钟离牧传》：“仆为民主，当以法率下。”再如“文化”一词，现代也有了几十种定义，但《辞源》的释义仅仅是“文治和教化”。书证用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又用《文选》晋·束广微《补亡诗·由仪》：“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辞源》的宗旨是为阅读者还原中国古代对这个词语使用的原貌，使读者不用外国的和现代的词语意义去附会古代，这样才能形成必要的国际对话和古今对话。

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是当前文化建设最关键的问题。传统文化的传承，首先要有正确的历史观点和辨识能力，培养能够把传统文化引向现代的人是当务之急，这样的人应当是既能真正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又能用自己的话语与西方对话的人，也就是在人文科学上能够正确对待继承和借鉴的人。《辞源》在这一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编辑 冷传梅 美编 李丹 校对 赵琴

书评

《斯通纳》

42 岁时的斯通纳曾经被威廉斯这样描述，“ 往前，看不到任何自己渴望享受的东西，往后，看不到任何值得费心记住的事物。”但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威廉斯本人并不认为斯通纳是一个失败者，他在为数不多的一次采访中谈到了自己对斯通纳这个人物的理解——“我觉得他是个名副其实的英雄。很多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觉得斯通纳的人生太可怜和不幸了。我却觉得他的人生过得很好。显然，他的生活比大多数人要好。他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也充满感情，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意义重大……在这部小说中，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斯通纳对一份工作的感觉……一份这个词语所体现的良好和体面意义上的工作。工作给他某种特别的身份感，成就了他的自我。”
 

转载自《新京报·书评周刊》

《一个人的朝圣》

《一个人的朝圣》中读者面对的人物可能是一个心理治疗师所要面对的“偏执狂”患者：哈罗德·弗莱，六十多岁，在酿酒厂做了四十年销售代表后退休，默默无闻，“无升迁无朋友，退休时连欢送会也没有”。退休后隐居乡间，不但和妻子谈不上相濡以沫，而且丧子之痛始终笼罩着二人，所以夫妻间疏淡冷漠。本来以为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走完这“无意义”的人生。但二十多年前的同事奎妮因患绝症写信向他告别，这竟然促成了哈罗德的一次偏执的“疯狂之旅”：他独自一人历经八十七天，徒步六百二十七英里去看望奎妮。在旅程中，他始终抱着这样的信念：“我会走过来，而她一定要好好活着”，“只要我一天还在走，她一天就要活着。”哈罗德一个人，甚至没带什么行李，就要纵跨整个英格兰，所以小说的英文名直译为“哈罗德·弗莱不可能的朝圣”（The Unlikely PilgrimageOf Harolod Fry）。但他最终成功地见到了临终前的奎妮，这是他第一次找到了“存在感”。不仅如此，他在旅途之中，还遇到了很像死去儿子的年轻人，因此象征性地“修复”了父子关系，也回忆起与妻子的爱情，因此夫妻关系也终于“破冰”。名为“朝圣”之旅，意味着哈罗德因此获得了“救赎”。

转载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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