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5-王向远论如何理解日本文学 知“物哀”

日期:01-28  来源:重庆青年报

王向远论如何理解日本文学 知“物哀”


日本文论家常常大量援引中国文学的概念和标准,特别是《毛诗序》中的概念与观点来诠释日本文学。

在独具特色的文学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日本也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文论概念与审美范畴,如:文、道、心、气、诚、秀、体/姿、雅、艳、寂、花/实、幽玄、余情、好色、粹、物哀等,但这些概念与范畴大多取自中国。其中极少受到中国影响、属于日本本土性文论范畴的,“物哀”便是其中之一。

知物心人情而心生感动

“物哀”是日本传统文学、诗学、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可以说,不了解“ 物哀”就不能把握日本古典文论的精髓,就难以正确深入地理解以《源氏物语》、和歌、能乐等为代表的日本传统文学,就无法认识日本文学的民族特色,不了解“ 物哀”也很难全面地进行日本文论及东西方诗学的比较研究。

要具体全面了解“物哀”究竟是什么,就必须系统地研读18 世纪的日本著名学者、“国学”泰斗本居宣长的相关著作。他指出:“每当有所见所闻,心即有所动。看到、听到那些稀罕的事物、奇怪的事物、有趣的事物、可怕的事物、悲痛的事物、可哀的事物,不只是心有所动,还想与别人交流与共享。或者说出来,或者写出来,都是同样。对所见所闻,感慨之,悲叹之,就是心有所动。而心有所动,就是‘知物哀’。”

他强调指出:“世上万事万物,形形色色,不论是目之所及,抑或耳之所闻,抑或身之所触,都收纳于心,加以体味,加以理解,这就是知物哀。”综合本居宣长的论述,可以看出本居宣长提出的“物哀”及“知物哀”,就是由外在事物的触发引起的种种感情的自然流露,就是对自然人性的广泛的包容、同情与理解,其中没有任何功利目的。

 

不事先进行道德判断

“物哀论”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它既是对日本文学民族特色的概括与总结,也是日本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试图摆脱对中国文学的依附与依赖,确证其独特性、寻求其独立性的集中体现,标志着日本文学观念的一个重大转折。

在本居宣长看来,日本文学中的“物哀”是对万事万物的一种敏锐的包容、体察、体会、感觉、感动与感受,这是一种美的情绪,美的感觉、感动与感受,这一点与中国文学中的理性文化、理智文化、说教色彩、伪饰倾向都迥然不同。

本居宣长将中国的“诗”与日本的“歌”做了比较评论,认为诗与歌二者迥异其趣。中国之“诗”在《诗经》时代尚有淳朴之风,多有感物兴叹之篇,但中国人天生喜欢“自命圣贤”,再加上儒教经学在中国无孔不入,区区小事也要谈善论恶,辨别是非。随着岁月推移,此种风气越演越烈,诗也堕入生硬说教之中,虽有风雅,但常常装腔作势;虽有感物兴叹

之趣,但往往刻意而为,看似堂而皇之,却不能表现真情实感。

在该书第七十四节中,本居宣长指出:与中国的诗不同,日本的和歌“ 只是‘ 物哀’之物,无论好事坏事,都将内心所想和盘托出,至于这是坏事、那是坏事之类,都不会事先加以选择判断……和歌与这种道德训诫毫无关系,它只以‘物哀’为宗旨,而与道德无关,所以和歌对道德上的善恶不加甄别,也不做任何判断。当然,这也并不是视恶为善、颠倒是非,而只是以吟咏出‘物哀’之歌为至善”。

 

有民族特色而兼理论共性

从世界文学史、文学理论史上看,“物哀论”既是日本文学特色论,也具有普遍的理论价值。从理论特色上看,在世界各国古典文论及其相关概念范畴中,论述文学与人的感情的理论与概念不知凡几,但与“ 物哀”在意义上大体一致的概念范畴似乎没有。

例如,古希腊柏拉图的“灵感说”和“迷狂说”与“物哀论”一样,讲的都是作家创作的驱动力与感情状态,但“灵感说”与“迷狂说”解释的是诗人创作的奥秘,而“物哀”强调的则是对外物的感情与感受。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物感”、“感物”、“感兴”等,与本居宣长的“物哀论”在表述上有更多的相通之处,指的都是诗人作家对外物的感受与感动。但日本“物哀”中的“物”与中国文论中的“感物”论中的“物”的内涵外延都有不同。中国的“物”除自然景物外,也像日本的“物哀”之“物”一样包含着“事”,所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但日本的“物哀”中的“物”与“事”,指的完全是与个人情感有关的事物,而中国的“感物”之“物”(或“事”)更多侧重社会政治与伦理教化的内容。

 

此外,日本“物哀论”与中国明清诗论中的“情景交融”或“情景混融”论也有相通之处,但“情景交融”论属于中国独特的“意境”论的范畴,讲的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关系,主体使客体诗意化、审美化,从而实现主客体的契合与统一,达成中和之美。“ 物哀论”的重点则不在主体与客体、“ 情”与“境”的关系,而是侧重于作家作品对人性与人情的深度理解与表达,并且特别注重读者的接受效果。

总之,“物哀论”既是独特的日本文学论,也与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的文论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它涉及文学价值论、审美判断论、创作心理与接受心理论、中日文学与文化比较论等,从世界文论史上、比较文学史上看,也具有普遍的理论价值。


书评

《秩序的沦陷》

《秩序的沦陷》意在跳脱民族国家的框架,以二战史研究中的合作史为参照系,在区域史的范围内呈现战时中国的“灰色地带”。撇开上层的意识形态纷争,从底层透视沦陷初期的社会状况,着眼于战时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关系网络及道德真空。

卜正民笔下的“地方菁英”,绝非基层社会的“道德镇守使”,而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此类人的共同特征是:庇护网络、经纪人技能及与地方社会的广泛联系。在占领者与地方社会的权力博弈中,卜正民发现越到基层,日本军方及特务机构越不能完全控制局面,在处理具体事务时不得不依赖“地方头面人物”。

卜正民以为,基层社会的政治事件,都发生在社会网络和组织之间,卷入其中者都参与到权力再分配的过程中。每次政治事件均在实际利益层面上运作,总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意味着事件本身的政治色彩可能遭到底层的漠视乃至削弱。

摘自《上海书评》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是莱维写得最沉重的一本书,作者不断让读者看到,除了少数例外,纳粹冲锋队员并不都是魔鬼,他们的恶毒不过是常人的恶毒,他们的愚蠢更是常人的愚蠢。受害者也是平平常常的人,除了少数例外(那些近乎殉道者的少数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和施害者一样被极权统治侵蚀和扭曲,也是丧失了灵魂的可怜虫。

在人性扭曲的灰色世界里,囚犯对囚犯的侵犯甚至会超过德国人所做的,“那些集中营新来的囚犯不可避免地感到震惊。他们所突然坠入的这个世界是可怕的,没错,但同样不可理解,不符合任何简化模型。敌人在四面八方,也在内部,而‘我们’迷失了它的限度;相互对抗的派别不仅是两个;人们不能发现一条(唯一的)战线,而是许多,可能无数条混乱的战线,横亘在我们相互之间……

新来的囚犯在寻求盟友的过程中往往马上遭致集体侵犯。现实是如此残酷,以致立刻导致人们抵抗能力的崩溃。”

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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