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译作同时受到关注
《悬崖之上》编剧全勇先：只要人存在，诗就存在
全勇先最近有点火出了圈。近日，由他担任编剧的第一部电影作品《悬崖之上》收获破8亿的票房和良好口碑。随后，他翻译的《数星星的夜·尹东柱的诗》一面世，便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荣登亚洲好书榜第一名。对于电影，全勇先直言“已经很满意了”；对于诗歌，全勇先则认为，“好的作品是全人类的遗产”。
全勇先拥有作家、编剧、诗人三种身份。在他看来，诗歌是用诗的语言表达充沛的情感，电影剧本要考虑声音和画面，小说则可以更自由地表达思想，描写丰富的内心世界。他觉得自己在多种写作的切换中没有不安，因为它们的本质都是艺术。
夏木萋萋，阳光明媚。全勇先养的两只哈士奇犬不时走来，隔玻璃窗站定，探望主人片刻，再安静地走开。全勇先说话语速不快，松弛自然：“只要人存在，诗就存在。从翻译尹东柱的诗第一天起，我就对此充满了信心。”
那些朴素的诗句中
特有的饱满情感震撼了我
全勇先说自己最近才意识到：“电影《悬崖之上》的故事涉及到日本731部队；而我热爱的诗人尹东柱，也是因日本法西斯的残暴恶行而英年早逝……”他觉得这两件事冥冥之中也有一种联系。诗集译本正式出版的那一天，恰恰也是电影上映的那一天。
探究诗人尹东柱，要追溯到26年前，“1995年，我去长白山杂志社领奖，带回家一本杂志。书里，那些朴素的诗句中特有的饱满情感震撼了我。”全勇先了解到，尹东柱为中国朝鲜族爱国诗人，1917年生于中国延边，1945年二战结束前死于日本监狱中，年仅28岁。
全勇先难以想象，在那个年代，还有这样了不起的诗人。在尹东柱的诗里，他读到的是悲悯、同情、善良，还有宽广而细腻的情感，简洁而深远的意韵。“尹东柱的诗中有着非常真挚、朴素的情感，没有怨念和仇恨，我觉得这非常了不起。”
这是全勇先第一次翻译作品，他说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某种语言的译者。为了做好这件看起来很艰苦的事，他决定拉上姐姐全明兰一起，“她会读朝鲜语，我能勉强听懂日常对话。她在上海，我在北京。她先是读给我听，我们就在微信上互相探讨。”就这样，他们前前后后花了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才最终完成译作。
世界需要这样勇于先行的人
在全勇先看来，尹东柱用朝鲜语写作，因为语言的隔阂，加之以前的部分译本过于小众，导致这位天才诗人被遗忘、被埋没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但是，也正因如此，他才有了翻译尹东柱的诗的热情。
好的诗人是属于全世界的，语言的差异隔断不了人们对美好诗歌的向往。全勇先现在还记得，同是诗人的出版人张小波只读了两首诗，就说：“哎呀，这个诗人太伟大了，我来出版它。我用最好的纸，最精美的印刷，一定把它做出来……”
被诗歌打动的人，也不断打动着全勇先。著名编剧宋方金坦言，尹东柱诗集的序言和后记令人动容。在宋方金看来，全勇先是个凛冽而深情的人，“作为作者，从《悬崖》到《悬崖之上》如是；作为译者，《数星星的夜》亦如是。世界需要这样勇于先行的人。”
作家兴安直言，读过《数星星的夜》这本诗集，“让我走到院里，拍下了今夜的星空，记录了我读这本诗集后无法言说的感受。他确实是一个纯粹、美好、真诚的诗人。读尹东柱的诗，或许就如仰望夜晚的星空，让我感觉此刻的我不是孤独一人。”
一顿饭的工夫
张艺谋就看完了剧本
张艺谋导演的第一部谍战题材电影《悬崖之上》大火，作为电影故事的原创者，编剧全勇先功不可没。直到现在，他还记得十五六年前，第一次见张艺谋的情景，“在《山楂树之恋》的拍摄期间，当时担任文学策划的周晓枫让我过去聊电影，那是第一次见张导。”他转而笑着自嘲，“不过，这次因为电影《悬崖之上》再见面时，张导已经不记得我了。”
《悬崖之上》的电影剧本写完之后，全勇先跟一些公司接触过，当时大多数公司都觉得这部戏的拍摄难度大，有些年轻导演没有那段历史的积累也觉得驾驭不了。这时，英皇电影公司的梁琳看到了这个剧本，她说：“我喜欢这个故事，想请张艺谋来导。”
很快，梁琳回复消息说，张艺谋也喜欢这个剧本，决定要拍。见面后，张艺谋“提了一些想法、意见”，全勇先改好后，他又提出两条删改意见。几个月后，全勇先把第二次改好的剧本发过去时，张艺谋正在拍《坚如磐石》，“没想到上午11点发过去，他中午吃饭的时候一口气就看完了，看完立刻就说‘行了，很好’。”就这样，剧本部分就算完成了，差不多修改了两次。
在全勇先看来，“在电影的整个制作过程中，编剧提供故事固然很重要，但是电影的制作一定贯穿了导演对电影的理解。张艺谋眼中的周乙和我眼中的周乙，一定是不一样的。”
全勇先一直秉持着自己的文学观，“电影和文学说的都是人，如果脱离了人的概念，什么都不成立，也不能打动观众。因此，一定要洞察人、理解人、关怀人。”
从全勇先以往的影视作品中能够清晰地看到，《母亲》《岁月》《雪狼》《悬崖》都是写人的，只不过是把人物放到极端的环境里去表现，且没有一个人是符号化的。他直言，在创作剧本时，自己会比较强调逻辑和情感：“如果人物的行为违背常识，我就写不下去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必须得找到充分的依据，否则我说服不了自己。”
李安在奥斯卡获奖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感谢剧组的所有人跟我一起相信这个故事。”全勇先对此很赞同，他认为：“相信，是最重要的。作为一个编剧，更是要‘相信这个故事’。”
在全勇先看来，任何艺术形式都是高级的：“我不认为编剧就比作家怎么样，作家又比诗人怎么样。所有的作品只有好坏之分，或许有的人觉得写小说高级，编剧就差点意思，但我没有任何的偏见。我觉得这就是个艺术形式，它们都是等同的，把任何一个艺术形式做到最好、做到高级，那就是值得尊敬的。在莎士比亚那个年代，他写戏剧，但如果是在现代，他也可能去写个英剧或美剧。还有一点不要忘了，莎士比亚也是靠着戏剧才走到了文学的顶峰。”
那时候没有不爱读书的人
全勇先的老家在黑龙江佳木斯，他有个明显的感受：“十六七岁以前，看的书少，好不容易看到一部罗马尼亚的电影，却因为当时没什么知识储备，根本看不懂。”还有一件事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我听说，有位姑娘读《三家巷》是在炉前烧火的时候读完的。那时候的读书环境不如现在，但是孩子们渴望读书、渴望思想的热情，是现在的孩子们很难理解和想象的。”
全勇先上初中时，正赶上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澎湃。他觉得，自己就是在那时候“完成了文化启蒙”，同时对文学的兴趣更加强烈。“第一次看到辛格小说时的震惊感让我难以忘怀，印象最深的是《傻瓜吉姆佩尔》。作家对一个‘傻瓜’的悲悯情怀和深刻同情，让人终生难忘。”
1981年看《呼兰河传》时激动的心情，也让全勇先至今难忘：“自那时起，我开始恶补文学作品。那时候，没有不爱读书的人，人人都热爱学习，愿意接受新事物，特别有朝气。我们那时候都写诗，大概到22岁后，我基本就不写了，但是我一直都在读诗。”
那种热情，到现在身上也还有
童年生活给全勇先留下美好的记忆。“1980年的时候我家买了台彩色电视，那时，好多邻居晚上都过来围着看。《女奴》《排球女将》《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屈原》都让人激动不已。”更让他感念的是，父母家人都是特别勤勉、善良、极富同情心的人，对他想做的事都尽力支持，“当时，我好多行为都太前卫了，比如18岁去神农架找野人，在别人看来，这孩子疯了。”可父母出于对他的信任，认同男孩子要有出息就得出去闯荡、吃苦受罪、经历挫折和摔打。去神农架找野人的路上，他还救了一个人，“这件事当时还被《中国青年报》刊登出来，题目叫《野人没发现，悬崖救行人》。”说到这儿，全勇先乐了：“才发现，这辈子好像跟‘悬崖’摽上了。”
回首往事，全勇先认为当年的自己做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比如背着包就走，从大雪纷飞的黑龙江一直走到椰林婆娑的海南岛。”全勇先自言，年轻时的自己便是一个特别容易产生热情的人，后来他当了政法记者。“当记者可以到处东张西望，每天也不觉得累，我很愿意去探索一些让人好奇的东西”。在此期间，他介入过很多刑事案、诈骗案的调查。全勇先坦言，这些年，当记者的经历让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了。
积累多了，写作时就游刃有余
全勇先对东北抗战时期的历史特别感兴趣，还下功夫采访了不少老人，“一开始带着摄像机、录音笔去，很快我发现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束缚，令被采访者紧张，他们会自动过滤掉一些东西。后来我就跟他们喝酒、聊天，在一起放松下来，心里话就说出来了。”
在哈尔滨时，全勇先对建筑尤其喜欢，“站那儿看一看，再走一走，是非常有滋味的一件事。果戈理说过：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建筑里蕴含了很多东西、很多故事。即使你对这个人不了解，但是只要你在他的房子里住上几天，就会产生一种连接。”
他还经常去博物馆，“记得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里，看到一些老照片时，我感到很惊讶——那时候，沈阳已经有外形像内燃机的车头了，而且，有些地区已经有瓦斯，煤气已经接进了屋里。1903年发明的抽水马桶，没几年哈尔滨就有了。我看过当年的报纸、普通人的日记，还有宾馆的账单。这些交错起来的点，联系起来就会还原当年的样子。积累多了，对当时社会的形态、社会氛围有所了解，到写作的时候就会游刃有余了。”
全勇先身上有着东北人特有的幽默，可能跟他乐天的生活态度有关。回首往事，他感叹道：“新千年初，在佳木斯的父母生病以后，家里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当时比较焦虑，觉得生活需要一些改变了。”
当初毅然决然地“北漂”，到现在全勇先都觉得自己有点疯狂——“连工作也没有找就直接来了。起初也很狼狈，后来做了一些电视剧，也卖了一些影视版权，家里的情况才慢慢好起来。我这人可能在某些方面心也大，觉得通过努力将来都可以改善。别人都在这儿活着，我凭啥就活不了。”
这么多年来，全勇先说自己很信一句话叫“事缓则圆”。“没必要火急火燎的，非得功成名就，一步一步顺其自然，不给自己那么多压力，心态上就会相对平和。30多岁时，有一段时间每天写8000字，一天一集，二十几天就写一部电视剧本。现在再那么写，估计就得写到住院了。”他笑着说道。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图/全勇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