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影视回到舞台

徐昂：我看到了戏剧最迷人耀眼的地方

即便是在人艺，徐昂也属于会演戏的，但在人艺，即便是导演，也大都是从演员过来的，于是，徐昂水到渠成走了这样一条路。

20年前，演着《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徐昂第一次与北京人艺“亲密接触”，那时的他谦和正派，带着学生气，却又隐隐让人觉得有点小才华。这20年，他算不上高产，出现在话剧演员表时，有《我爱桃花》《哈姆雷特》；独立执导的，有《情人》《喜剧的忧伤》；后来转战影视，《十二公民》《猎人》《法医秦明》让他成为炙手可热的新生代导演。今年，他心心念念多年的话剧《情人》得以重排。再见徐昂，他已步入人艺中生代行列，但他自带的“中戏大师哥”气质却似乎从未变过。

这10年我一直在学习

舞台如何与影像时代共处

近段时间走进影院的观众，都会在影片放映前看到电影《忠犬八公》的预告片，这部由冯小刚和陈冲主演的跨年电影的导演，正是徐昂。横跨影视与舞台，兼顾艺术与商业，能演《哈姆雷特》、能导《喜剧的忧伤》，徐昂绝对称得上是受命运眷顾的人。眼下，由他执导的话剧《情人》正在人艺实验剧场上演，时隔17年再导这部话剧，徐昂排出了和当年截然不同的感觉。

对徐昂来说，在北京人艺的经历几乎是10年一个跨度，每一个重要的节点似乎都卡在了10年的分水岭上。2001年，因为和陈好一道出演《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中戏还没毕业的他便结缘人艺；2011年，他改编并执导了陈道明、何冰主演的《喜剧的忧伤》，至今仍是回忆级的作品；2021年，带着自己多年影视的经验与思考回到剧院，他重新解读《情人》……徐昂称自己很难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我是一个适合在不同地方学习的人。特别是这10年的时间，我其实一直在不断地学习，一直在琢磨舞台如何与这样一个影像时代共处”。

导演徐昂刚进人艺的时候是以演员的身份。“我本来是导演系的，但因为任鸣老师导演的话剧《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里缺一个男主，就从导演系临时拽我去演。”那时徐昂才上大三，2001年毕业后就顺理成章进了人艺，参加一部分导演工作的同时，也参与了一些剧目的演出。

第二场演出时，场钟响过，灯光依次打亮，初登人艺舞台本就紧张的徐昂发现，第一排观众席里竟然坐着英若诚。“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演了。之后整场戏所有的调度在路过英若诚老师的时候，我都是躲着走，或者说刻意避开的。那场演出结束后，陈好也问我是不是有点紧张，我说我的偶像坐在下面，感觉自己就是在班门弄斧。”

之后，徐昂又逐渐接触了朱旭。徐昂表示，之前自己根本不敢想象能与之成为同事。在他看来，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梦想似乎就已经实现了。“我和他们一起排练一起演出，逐渐对原来的压力习以为常。那时的我，二十出头就要执导这些人排练，他们给了我最大限度的宽容，不断给我信心，也帮我走出了那种压力的环境。”

原来有一所离我家这么近的学校

我竟然不知道它的存在

从小学习美术，因为在高中时去中戏的校园打了一场篮球，土生土长在北京的徐昂第一次听说“中央戏剧学院”，这段经历被很多人调侃成了“徐昂是打篮球打进中戏的”。“当年考中戏有两个原因，一是我高中体育老师当时的女朋友、后来的妻子在中戏工作，他去看女朋友，就带着我们打篮球的这些男生一起去中戏看戏。那个时候，话剧是很缺观众的，我们就去当观众。但也正是这个经历才让我发现，原来这所学校离我家这么近，我竟然不知道它的存在，而且看戏的过程也改变了我原来对戏剧的认知。”

正在上高二的徐昂突然间对这所学校产生了兴趣。“他们演的那些戏是我平时不大能看到的。记得我们当时看的《仲夏夜之梦》，就是一个在黑匣子剧场演出的学生作品。我觉得很棒，他们的表达太自由了，完全不是我印象中的那种话剧舞台腔。说实话，过去我对戏剧有点刻板印象，正是这出戏中传递出的奔放，让我决定要去考这所学校。”

从20多年前话剧演出缺少观众，到这轮《情人》的演出开票两小时就卖光了，徐昂自己也被惊到了。在他看来，这其中除了观众审美能力的提升，还有互联网票务营销手段的助力。“前些年我们自己做戏的时候，老板不仅自己站在广场上卖票，还发愁票卖不出去该怎么办。所以现在的市场环境真是优化了太多，原来我觉得卖票就是戏剧最大的困难，除了创作，考虑最多的就是宣传，现在感觉好像不是这样了，可能我们下面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拿出好作品给观众。现在大家拿起手机能看短视频、看电影、看网剧，那么戏剧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最好不要和它们趋同，戏剧应该做不同的内容，其实这个要求挺高的。”

没有对剧本做本土化的改编

演出版《情人》非常忠于原著

今年，剧院问徐昂有没有想做的戏，他提了几个，但不是人数有点多，就是排练时间有点长，于是，反复出现在他脑子里的便是这出自己一直觉得不满意的小剧场剧目《情人》。

2004年，《情人》成为徐昂进入人艺后独立执导的第一部作品。17年后，当再次解读该剧时，他说，自己当年因为年龄和积累都没有达到，并没有排好。“17年前，我绝大多数的精力都用在向大家证明我是一个会排话剧的人，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把自己几乎能用的、会用的方法技巧全都用在了这个戏里。其实在之后的几年里，我就已经知道那样做可能是有问题的，但那毕竟是我的第一个戏，自己当时的做法体现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心态。”

当年的三位演员王斑、杨婷、王雷，如今不是演而优则导，就是已经站在人艺舞台中间的演员，今年出演《情人》的两位演员卢芳和荆浩，在剧院的舞台也已是挑大梁的人物。不过两组演员的气质完全不同，徐昂称：“就像看书，很多年之后，你打开原来曾看过的一本书，今天重看，它可能会是另外一本书了。排戏也是这样，那时我没有那么多感情经历，个人生活的经历也很单薄，有些东西当年就是没排明白。所以这次重排，我的感觉是熟悉又陌生。”

如今《情人》呈现出的样貌是话剧舞台上从来没有过的，但这种“不同”其实很微妙，比如观众的视角、表演的分寸、灯光的使用……这种淡淡的镜头感，恐怕唯有资深戏剧观众才能够感受到导演的用意。

除了理解和审美上的提升，此次，徐昂还把文本对照着英文原本进行了重新翻译。从《十二公民》到《喜剧的忧伤》，在还没有“戏剧构作”概念的年代里，徐昂亲自动笔将这些国外作品“本土化”的做法让人看到了他在导、演之外的文学能量。经过他的梳理，角色名字和情境都被“本土化”了，剧本中的俚语、俏皮话也都被置换成了中国的成语、歇后语，观众理解起来毫无障碍，且充满熟悉的气息。

但这一次，徐昂没有对《情人》的剧本做本土化的改编，出于对原文的尊重，他甚至只改动了一句话，这个演出版，是非常忠于原著的。“我很认真地看了原文，越看越觉得文本非常难翻译。句子很短，越长的句子你在中间可做的文章才越多。对于翻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信、达、雅。然而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最常见的问题往往就出现在过雅，而信、达不足。这次我尽可能地去还原成它原来句子的长度，尽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中文表达来呈现出它原本的节奏。比如有时候原著只用一个字或者一个词就完成表达，正常的中文翻译可能得用四五个词，但我们没有这样，而是用最短的句子还原原著最初的表达。”

表演本身就是一个游戏的状态

演员需要保持童真

这几年，徐昂想要重排《情人》的意愿变得越来越强烈，这次回来他并非冲动，而是带着从影视上积累的经验回来的。“这个戏的创作方法是我们先确定了某种表演形式，而这种表演形式又是基于我们现在对这个戏的理解，也正是因为表演形式先行，所以从舞台调度上就已经做了规定，比如我们大概会把一些大的道具放在什么位置等。这个戏舞美部分在制景上是很少的，基本上都是道具的陈设。把我列在舞美设计的行列，大概就是因为我定了这些标准。至于灯光，其实我也是一直和灯光老师去探讨，有没有可能真正实现用生活中的真实光源来替代我们舞台灯光，所以这次我们把剧场舞台上方的灯光全部拆掉，这确实是我自己一直以来想要的一个尝试。”

徐昂和剧组中的很多人是在排练的时候才逐渐开始认识的，“话剧和影视不一样，影视到了现场以后，这位演员可能就两三场戏，他演完就得走。但是话剧先要建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在一起做一个游戏，这个过程中需要你信任我，我也必须信任你。”

很长一段时间，徐昂都是人艺最年轻的导演，一边做着《北街南院》的执行导演，一边演着《我爱桃花》。虽然当年人艺很少有人能双跨导演和演员两个身份，但那时候的徐昂并不觉得有什么。“那就是我特别正常的工作，就像每天大家去上班的感觉一样。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样压力挺大，但我觉得有意思。每天都有变化，都充满不确定，这不是很棒吗？”

即便徐昂已经拍了电影，他也依然会去演话剧，会在《大将军》里跑龙套。在他看来，这些都很好玩，“我对戏剧就是一种特别朴素的喜欢”。

十年前执导《喜剧的忧伤》，三十出头的徐昂与陈道明、何冰合作。说不说戏、怎么说，这之间的分寸感似乎很难拿捏。回想起十年前的工作状态，徐昂称，自己在和人交往这方面一直挺大胆的。“其实陈道明老师、何冰老师都像孩子一样。一个演员能把自己的戏演好，他的心里一定得住着一个孩子，如果他是一个特别成熟老练的人，那么他可能很难把表演这件事做到特别完美，因为表演本身就是一个游戏的状态。我和他们接触是一个很棒的体验，有人说我当年特别胆大，其实我没觉得，我只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最近在电影中与冯小刚和陈冲合作，跟他们一起聊天、拍戏、探讨剧本，都很有意思。因为他们都是孩子，大家在一起就是一群天真的孩子。《情人》中的荆浩和卢芳也是小孩，我甚至跟他们说，千万别长大。制片人可以是大人，演员则是要保持童真，永远被家长关心，该回家吃饭了，别冻着，多穿点。”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郭佳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晓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