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值得为之奉献一生的地方
3月25日，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在“友朋文化”视频号线上直播。直播中，樊先生用一个个生动的人物故事，回顾了敦煌研究院近80年的历史，也让我们得以了解自1944年1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至今，一代代敦煌人为什么要义无反顾地投身大漠，他们那持之以恒的热爱何以维持，以及他们是以怎样的拓荒、创新和发展，才使后人得以观览敦煌莫高窟那些瑰丽的千年文明。
前辈们
常书鸿：愿意效仿沙埵那太子舍身饲虎，舍弃一切去侍奉艺术
段文杰：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培养了一大批科研队伍
樊锦诗祖籍杭州，生于北京，长于上海，求学于北大，1963年大学毕业后到敦煌研究所工作至今。
早在中学的历史课文中，樊锦诗就读到了有关敦煌莫高窟的课文，从此就梦想着要看莫高窟。1962年秋天，在就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最后一个学年，樊锦诗第一次实现梦想，来到莫高窟实习。她回忆说：“虽然在课堂上学到了一些佛教石窟寺的基础知识，但当我走进洞窟时，仍被那些精雕细刻的彩塑、璀璨瑰丽的壁画所震撼。”
当她抽离幻境走出洞窟，见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前辈们生活和工作的环境时，却感到分外震惊。“目光所及不是沙漠便是戈壁，还时不时黄沙飞扬。研究所办公和住宿的地方是一座清代破庙，前后两个院子，前院用来办公，后院作为宿舍。宿舍是用马厩改建的，里面土炕、土桌、土凳、土书架，所有家具无不是土做的。”没水又没电的莫高窟，饮用的是宕泉河的咸水，喝了会肚胀甚至泻肚。办公和生活照明用的是煤油灯和蜡烛。
而在黑暗的洞窟里，油灯也不能点。樊锦诗发现，聪明的前辈画家们发明了借光法，“就是用镜子从户外把阳光反射进洞窟，照在白纸上开展工作。”
到莫高窟之前，樊锦诗曾看过一篇名叫《祁连山下》的报告文学，主人公名叫尚达，后来她才知道，这位尚达就是大名鼎鼎的常书鸿先生。樊锦诗想象中的常先生是文质彬彬、西装革履的儒雅形象，但第一次在敦煌见到他“却是一副本地农民模样，一点儿不像留洋归来的大画家。”
国立敦煌研究所成立于1944年的抗战时期，常书鸿是第一任所长。“当时他面对的莫高窟是400年无人管理、满目疮痍、破败不堪的废墟，但他毫不退缩，也不推辞，还把在重庆的妻儿也接了来，在莫高窟安家落户。”樊锦诗说：“他这个做法是破釜沉舟了，坚决扎根在莫高窟，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研究所的第一代只有20多名职工，他们大多数是从事艺术工作的，但莫高窟还有很多保护、整修方面的工作。怎么办？在既没有经费，又缺少工程技术人员的条件下，常书鸿起到了带头人的作用。“清除泥沙、整修石窟以及洞窟的调查编号、临摹工作他都抢着做。”而为了弘扬敦煌艺术，常书鸿还经常到外地搞展览，“可以说是他带着第一批敦煌人迈出了保护、弘扬敦煌石窟艺术的第一步。”
樊锦诗回忆，常先生一生坚守在莫高窟，他曾经在自传中表示，愿意效仿沙埵那太子舍身饲虎，舍弃一切去侍奉莫高窟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第一批到敦煌研究所工作的人先后离开了，常书鸿还是坚持不走。缺人，他就到重庆、南京重新招兵买马，也就是在这时候召来了段文杰等画家。”这一举措，使原本被迫停顿的工作得以重新开始。
樊锦诗在实习期间见到了段文杰。她回忆：“段先生是重庆国立艺专的高材生，主攻国画。他是被张大千在重庆举办的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吸引后，决心毕业后要去敦煌看一看的。”
1946年，段文杰终于来到莫高窟，当时他顾不上休息，放下行李就直接奔到洞窟里去了。樊锦诗说：“段先生曾经描述这一情景，‘我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在精神上饱餐了一顿。原本打算搞个一年半载就走，但当我身临其境观赏壁画和彩塑时，却觉得不花个几年、十几年来临摹和研究，是理解不透的。’”就此，段文杰扎根敦煌。
改革开放以后，段文杰担任过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他率领全院职工努力进行科学保护和学术研究工作，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培养了一大批科研队伍，使敦煌研究院在文物保护、敦煌学研究方面逐渐走到了前列。他倡导并创办的《敦煌研究》期刊直到现在仍然是敦煌学界研究的重要平台。”
先生们
史苇湘：主持创建以敦煌文献资料为主的资料室、资料库
窦占彪：既能干木工，也能干泥瓦工
樊锦诗到莫高窟实习，首先带她观看洞窟的是史苇湘先生。
史苇湘1948年到莫高窟工作，也是受到张大千“要做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到敦煌去”的感召而奔赴敦煌的。樊锦诗也记得他曾描述第一次进入石窟时的感受，“他被这些古老的笔画和彩塑惊吓得发呆，处在一种持续的兴奋之中。”后来，史苇湘既忘却了家乡离愁，也不为天天上洞窟的奔波所苦，仿佛每天都在享用丰美盛宴。“他形容，每一个洞窟都像小时候玩过的万花筒，绝无重复的变化场景，无数次的参观仿佛使他着了魔。”
至此，史苇湘的一生与敦煌相依相伴。他潜心研究敦煌壁画艺术，除了对各个时期的代表作进行临摹以外，还临摹了一批小型壁画。他还主持创建了以敦煌文献资料为主的资料室、资料库，为研究人员开展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料和信息，他也被大家誉为敦煌石窟的活字典。
提到敦煌石窟的保护，樊锦诗特别提到了窦占彪师傅。
窦占彪师傅既能干木工，也能干泥瓦工，也是在研究所成立初期就到莫高窟的。樊锦诗说：“窦师傅没怎么上过学，但天资聪明，心灵手巧，且性格开朗，莫高窟几乎每个洞窟都有他的足迹。有一些塑像脱离了墙壁，好多专家都没有办法，后来是窦师傅想出了既不影响原作又使倾斜的塑像恢复原位的方法，到现在为止那塑像还很好地固定在墙上呢。”
继承者
李贞伯、万庚育，贺世哲、施萍婷，彭金章、樊锦诗
都是夫妻同到敦煌，广种福田，功莫大焉
1950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由于国家重视，一批大学毕业生来到了敦煌，这也使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下增加到了48人。樊锦诗说：“这支新生力量打开了敦煌事业的新局面，敦煌研究所多年想搞没有搞的工作有了继承人。”
在敦煌第二代研究者中，樊锦诗首先谈起李贞伯和万庚育夫妇，两人在常先生的感召下从北京来到敦煌。万庚育是徐悲鸿的入室弟子，到敦煌以后，她一心临摹壁画，“一画就是半个世纪。”
还有贺世哲、施萍婷夫妇，青年时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60年代被调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樊锦诗说：“贺先生从事敦煌石窟经变图像的内容考证与时代研究，他的研究如他的人一样踏实、严谨、细致。贺先生的夫人施萍婷既研究敦煌石窟，还对甘肃省各单位所藏的敦煌文献进行全面调查、整理和编目，出版了《甘肃藏敦煌文献六件》，还补正修订完成了包括整个敦煌藏经洞文献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
1962年，初到敦煌实习的樊锦诗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导师宿白先生担心她病倒，便让她提前结束实习。可离开了莫高窟之后，那些精美的敦煌壁画还是萦绕在樊锦诗的心中，但敦煌艰苦的生活又使她望而却步。没想到，一年以后的毕业分配把樊锦诗分配到了敦煌。服从分配到了敦煌研究所，樊锦诗参与开展扩建遗址发掘清理和其他石窟考古工作，至今，她在敦煌工作和生活已经有60年。
很长一段时间，樊锦诗都怀着想走又舍不得的矛盾心情，最后，是丈夫彭金章帮她下定决心留在敦煌。“我们俩是同班同学，夫妻分居了19年，他为了支持我的工作，离开了他非常喜爱的武汉大学的教学工作，到敦煌相依相伴了30多年，直到2017年去世。”樊锦诗说。
彭金章到敦煌后改行从事佛教石窟考古研究，他通过考古挖掘和清理，揭示了过去不为人所知的莫高窟北区200多个石窟的真相。
五六十年代到敦煌的这些先生们，拓土开疆，承上启下，使得敦煌莫高窟的研究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
新一代
赵声良、苏伯民，都是自愿到敦煌
这样的人有好几十位，在保护和研究工作中担起了重任
80年代初，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又迎来了一批风华正茂的中年学者和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樊锦诗说：“他们在科学保护和学术研究中担起了重任。这样的人有好几十位，这里我只介绍两个人。”
樊锦诗提到的第一个人是敦煌研究院现任党委书记赵声良。赵声良长期从事敦煌石窟美术史、敦煌佛教壁画、山水画、飞天等多项敦煌艺术的研究，成果卓著，影响广泛，出版专著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翻译了3部著作。
第二位是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苏伯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领军人才，在长达20多年的国际合作工作中，与外方专家一道为提升敦煌壁画保护技术付出了极大努力。在文物分析技术、保护材料研究与应用、预防性保护技术等领域也做出了显著成绩。
新世纪以来，随着敦煌事业的迅速发展，每年不断有不同高校的毕业生来到敦煌。他们作为敦煌事业的新生力量，同样为敦煌的文物保护、研究、弘扬做出了新的贡献。
探索和奉献
新时代莫高窟人都做了些什么事
为使逐渐衰老的千年石窟长久保存，在抢救性保护方面，敦煌人已经开始应用多学科结合的预防性措施，如建立石窟壁画科学技术保护体系、壁画修复规范和程序，并创建了数字档案。
以敦煌石窟和藏经洞文献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是多学科的交叉学科，涉及诸多领域。“目前，《敦煌研究》期刊已刊行了270多期，并推出敦煌学研究论著500多部。”樊锦诗说：“现在，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
在弘扬传承方面，研究院也不松懈，他们本着既要对文物安全负责，也要对游客观赏负责的态度，建立了敦煌旅游预约系统；为了让游客看好、看懂洞窟，着力培养了一支知识型、高素质的讲解队伍。他们还经过对文化遗产地游客承载量的科学研究，确定了游客的最大日承载量。
莫高窟也建设了数字展厅，为大批量游客提供还原度极高的洞窟影像。敦煌网站也早已上线，有中英文版，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在线共享敦煌30个石窟的高清图像。
从樊锦诗的讲述中，历代敦煌人的影像如电影般回放，他们对敦煌艺术几乎都是从不认识到认识，又从认识到热爱，再从热爱到不离不弃，成为赶不走的莫高窟人。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