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和扩大青年人就业
仍需持续加力
北京青年报评论员 栗玉晨
缓解青年人结构性就业矛盾，提高劳动者技能是关键。要强化就业导向，适应市场需求，开展重点群体重点行业专项培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技能人才支撑。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破除束缚青年创业的壁垒，持续激发青年创业积极性。要用创新孵化基地等载体吸引青年创业，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政策促进青年创业，推动形成以创新创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5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介绍，目前就业结构性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今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青年人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随着经济持续恢复，特别是服务业持续好转，加之稳就业政策显效，就业形势有望总体稳定。相关部门积极出台政策，有针对性地进行帮扶，随着政策效果逐步显现，青年人就业形势会逐步改善。
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需要不断促进就业量的扩大和质的提升。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158万人，同比增加82万人，无论从总量还是从结构看，稳就业都面临着不小压力。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稳就业政策持续显效，就业形势总体改善，但由于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尚不稳固，青年群体就业结构性问题仍然突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依然面临一些新的困难和挑战，稳定和扩大青年人的就业仍然需要持续加力。
一段时间以来，各部门各地区密集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突出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方向，着力在拓宽就业渠道上提出针对性政策举措和工作安排。从延续实施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政策，到补贴政策对象扩展到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享受主体由中小微企业扩展到各类企业；从出台对到中西部地区、艰苦边远地区、老工业基地县以下基层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给予学费补偿、高定工资等支持政策，到挖掘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岗位存量，加大补员力度；从募集不少于100万个就业见习岗位，确保有见习意愿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都能获得见习机会，到对创业毕业生按规定落实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政策……政府、企业、高校和求职青年群体个人，都在为破解就业难点献计出力。
促进青年就业是稳就业工作重中之重。借助集中力量挖掘就业岗位资源、做实做细就业服务、做好困难托底帮扶、强化就业观念引导等一揽子政策措施，是解决当下就业矛盾的重要应对之策。而要从根本上实现青年人的高质量充分就业，还需在破解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上再加一把力。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要靠发展。”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良性循环，是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根本保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经济、“双创”加快发展，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孕育巨大发展潜力，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涌现。青年整体受教育程度上升，社会性流动更加顺畅，为促进就业夯实了人力资源支撑。充分发挥好这些积极因素，为更好破解青年就业结构性矛盾提供了坚实基础。
缓解青年人结构性就业矛盾，提高劳动者技能是关键。要强化就业导向，适应市场需求，开展重点群体重点行业专项培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技能人才支撑。紧紧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投入，加快培养适应产业发展和企业岗位实际需要的创新型、技能型、应用型人才。健全技能人才发展政策制度体系，完善新职业信息发布制度和职业标准开发机制，拓宽就业新领域。
创业是就业之源，灵活就业是就业的“蓄水池”，对于稳定和扩大就业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破除束缚青年创业的壁垒，强化创业扶持，持续激发青年创业积极性；要用创新孵化基地等载体吸引青年创业，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政策促进青年创业，推动形成以创新创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与此同时，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更有效引导高校调整优化学科专业，从激活青年就业的“发动机”和提高青年就业能力双向发力，也将为稳定和扩大青年人就业提供更大助力。
“搭子文化”是对社交需求的诚实表达
媒体评论员 任冠青
“饭搭子离职了，比失恋还痛苦”“今晚去单车课，七点不见不散”“周末想去探店，求咖啡搭子”……最近，寻搭子成为不少年轻人的社交新方式。
所谓的“搭子文化”，是指把生活中的种种需求、爱好打包分配给不同的对象，主打精准和高效，比如“旅游搭子”“脱口秀搭子”“演唱会搭子”等等。就交往程度而言，“搭子”属于弱关系和轻社交，是“高于同学（同事），朋友未满”的状态。“搭子”之间可以在某些场景下维持特定的关系，既能为彼此提供必要的支持，又不会产生太大的心理负担。
“搭子文化”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形成了对传统固定关系的补充。一般来说，亲情、爱情、友情是人类情感的三大支柱，人们在这些关系中获取情绪价值，感受爱、支持与包容。只是，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这些强关系力量的表达，往往会受到不少客观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对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而言，父母更多是止于来自远方的关怀，朋友间见面动不动要“跨越大半个城市”，而爱情更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很多时候，年轻人就难免会有落单的时刻，需要独自去做一些事。
可是，人毕竟是社会型动物，需要在社交中汲取能量、对抗孤独。这时候，“搭子”所自带的便利性和清爽感便体现出来了：发现附近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同伴，大家聚在一起，无压力地展开活动。就像是一两个人组不起“飞盘局”一样，比起独自行动，伙伴的聚集往往可以获得加倍的快乐。而且，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面向，在与“饭搭子”“电影搭子”“旅游搭子”交往的过程中，年轻人其实是在打破固化的社交圈子，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拓展自己的社交半径。
对于这种轻社交方式，有人也表示担忧：这样过度强调功能、停留于浅表层面的“快餐式社交”，是不是意味着社交情感的降级？对此，笔者倒觉得不必过于担心。首先，拥有良好的亲密关系与生活中有无数个“搭子”并不矛盾。比起时时刻刻同伴侣、朋友腻在一起，深深浅浅、参差多态的社交网络反而能让人保持开放性，看到更大的世界。
“搭子文化”的妙处还在于，它恰恰是以承认双方交情尚浅为基础的，大家不必尴尬地彼此“装熟”，同时也在为深入交流、成为密友知己创造可能。事实上，现代社会之所以会出现陌生化、原子化的问题，与人们有时“边界感”太清晰不无关系。打开微信，每个人都有不少躺在朋友圈里的“沉默列表”，也许是此前共同参加活动有过一面之缘，也许是多年前的同学或同事，也许就是因工作原因添加的合作伙伴。由于长期缺乏交流、找不到共同话题，很多时候便成了“点赞之交”，直至渐行渐远。
从这个角度来说，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主动寻找各类“搭子”，未尝不是“打捞”潜在社交对象、寻回“消失附近”的积极尝试。或许一条简短的“寻搭子”内容，会让自己意外发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找到与多年未见的同学重建联系的契机。大家一起吃个饭、看个话剧，聊聊彼此的近况，反而有利于打破隔阂、建立新的联结。而每增加一个联结，我们就会增加一个感知世界、感知附近的“触角”。
所以，与其说“搭子”是亲密关系的“平替”，不如说它是对固定关系的有益补充，是年轻人尊重内心真实感受、保持开放社交心态的表现。当社交关系质量越来越高、越来越多元和丰富，我们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也会随之提升。
“AI孙燕姿”成顶流：一场艺术与法律大考
新京报专栏 王琳
人工智能（AI）时代，明星仍在批量生产，奈何唱片工业早已式微。出乎大多数人意料，一个声音在2023年横扫歌坛，光速成为娱乐圈顶流。她就是常被调侃为“冷门歌手”的孙燕姿的分身——“AI孙燕姿”。
近几天来，不仅歌迷为这位虚拟歌手疯狂，“AI孙燕姿”还带动资本市场，让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再度出圈。
人红是非多，走红的“AI孙燕姿”也照例引发了诸多争议。最具代表性的是：人工智能抽取、处理和生成的声音数字感十足，在“AI孙燕姿”的歌声中没有感情。
但是，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AI孙燕姿”，AI已经真实参与了人类音乐生产。
长期以来，“表达生硬”“数字感”“跳跃感”“不流畅”等都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声音产品的软肋。但“AI孙燕姿”恰恰弥补了这些缺陷，独特的音色与唱腔、极具个人标识的咬字和尾声，再搭配上如《成都》《发如雪》等与孙燕姿本人风格相似的歌曲，哪怕是演唱与孙燕姿本人风格迥异的歌曲，如《好汉歌》《向天再借五百年》等，也极具辨识度，别有一番风味。
这正是“AI孙燕姿”能在“AI陈奕迅”“AI王菲”等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从技术角度看，AI歌手较前些年就曾引发争议的AI画家也更容易实现。
网络热传的“AI孙燕姿”，其训练数据仅有4张专辑《孙燕姿同名专辑》《克卜勒》《逆光》与《是时候》。100首不到的曲目数据量，就训练出了一组稳定、清晰且自带情感和个人标识的音色模型，成为源源不断生产各种翻唱作品的声音素材。
对音乐产业来说，这不仅意味着AI歌手将会大批量出现，制作人和词曲作者也可借助不同歌手的AI音色模型生成样带（DEMO），从而更直观地匹配到最适合的演唱者。
作为唱片公司，或许还可以发布旗下歌手，甚至是已去世歌手的音色模型，供用户有偿使用。作为用户，我们或许还可以借助已逝歌手的音色模型，再现那些已消失的声音，如用黄家驹的音色模型来生成他去世之后beyond乐队的一些作品。
AI进入人类音乐生产，更多的可能性，则是有助于激发更好的音乐创作，丰富听众的音乐体验和音乐审美。
但AI歌手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比如，经人工智能提取和处理的歌手音色模型，并不在现行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中，但它毫无疑问应该得到保护。
如何确定音色模型的权属？这些权属涉及哪些内容？歌手本人能否当然取得音色模型的版权并加以商业利用？唱片公司或AI公司对歌手音色模型的权益又有哪些？如何平衡权利人和用户对音色模型的使用权和再创作权？凡此种种，将是著作权法下一轮修订极为紧迫且无法绕过的问题。
与个体声音最接近的保护对象，应是个人肖像。从法理上分析，音色模型也应得到与肖像权类似的保障。我们其实早已接触，甚至频繁使用过这类“音色模型”。比如，导航软件里有不同明星的声音可以选择，自媒体制作平台里有不同类型的配音模型可以选用。而AI歌手和AI翻唱进入更日常化的应用，也只是时间问题。
音色模型的正面价值，将随其广泛应用而逐渐显现。在规范和促进音色模型AIGC作品创作和应用的同时，也要防止打开“潘多拉的魔盒”。
音色模型的生成成本是如此之低，应用又越来越简单便捷，将来我们还能确定与我们通话的某人是某人吗？网络诈骗分子利用诈骗对象身边熟人的声音进行欺诈，这样个案已经在现实中发生。
若面对一条语音、一通电话，确定“谁是谁”的责任全都在用户，必然会极大增加日常社交的成本，这将是人类社会无法承受之重。我们在反诈上能否同步实现“道高一丈”，这道新题不能只由个人来答，同时也应是平台、运营商、AI企业和监管部门的共同责任。
至于AI歌手和AI翻唱涉及的歌手姓名权、名誉权、发表权、词曲作者和版权所有人财产权等，现行法律已有相关规范。
面对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谦抑执法较严厉打击当更可取。就如多数权利人均选择了“让子弹飞一会儿”一样。未来究竟是“孙燕姿状告AI孙燕姿”，还是“孙燕姿携手AI孙燕姿”，都是权利人的个体自由选择。围观者乐见就好。
就在一个月前，4月11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向全社会征求意见。这对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无疑是个好的开始。
在该“意见稿”中，明确列出的法律依据是《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不难看出，这部“意见稿”更多关注网络安全，而作为一部“管理办法”，纳入AIGC知识产权管理相关内容，给版权保护以保障，给人工智能创新以空间，也当为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