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可不必为“脆皮大学生”而担忧
光明论 土土绒
“炸个香肠，给自己炸个二级烧伤。”“刷短视频憋笑，鼻动脉笑裂了，血止不住被送到医院。”“侧躺玩手机，确诊斜视。”……最近，“脆皮大学生”词条走红网络，成为不少大学生们主动对号入座的新标签。
所谓的“脆皮大学生”，是指新一代大学生虽然年纪轻轻，但是身体毛病却极多，脆弱到了一碰就坏的地步，出现了“脆皮现象”。那么，当代大学生真的如此脆弱吗？
这些年来，关于大学生身体素质的讨论常常引发关注。大学生群体中确实有不少人存在生活习惯不好、体育锻炼较少等问题，大学生整体身体素质也确实有所下滑。但是，情况远远没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大学生的体质也没有差到堪称脆弱的程度。所谓的“脆皮大学生”，只不过是自媒体时代多种因素互相作用而催生的概念而已。
大学生刚刚离开管理严格的高中，开始了环境宽松、主要依靠自我管理的大学生活。高压骤然消失，他们在学习、生活上难免有一些放纵的时候，比如熬夜，饮食不规律、不健康等。另一方面，他们独立生活的经验不足，还不能从容地应付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做菜做得手忙脚乱，做体力劳动时不懂自我保护等等，偶尔闹点笑话、出点小意外也实属正常。反应在身体上，就是一不小心就磕着、碰着，莫名其妙地受伤了，让大好青年变成了“脆脆鲨”。
年轻人天性爱分享，加上身处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遭遇，寻找声气相投的伙伴。往往一个人说了一件糗事，很快就能吸引来许多有类似经历的网友，形成热烈讨论的氛围。这是年轻人网络社交的一种方式，是上一代人所没有经历过的。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大学生爱与“脆皮”对号入座了。
从传播规律来看，普普通通的生活没人关注，只有非常态的、令人惊讶的事情才容易吸引眼球。换句话说，网络会放大这些非常态的声音，比如“打游戏气进医院”“上厕所骨折”……这就形成了信息上的幸存者偏差，仿佛所有大学生都很“脆皮”，而常态的大学生活却不被看见。但事实显然不是如此。
因此，完全没有必要为“脆皮大学生”而焦虑，从这个词条中，我们甚至能读出一些乐观来。“脆”是自嘲，“皮”一下是自嗨。大学生们敢于自嘲，敢于将自己的脆弱展示出来，本身就表明了一种自信乐观的心态。他们不讳疾忌医，也不过度忧虑，而是用一颗平常心笑着面对不期而来的意外伤害或疾病，并积极地去治疗、去解决问题。这种心态值得赞赏。我们有理由相信，或许部分大学生偶尔有些“脆皮”，但他们的内心却依然坚强。
所谓的“脆皮”，不过是大学生们人生路上一个小小的磕绊而已，我们大可不必为他们担忧，而应该相信他们完全有能力跨过这一步，让自己变得更加健康和成熟。当然，学校、家庭也应引导大学生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运动习惯，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减少意外伤害的机会。我们乐见大学生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好。
“无痛爬山”引争议,多个选择有何不可？
中青评论 黄帅
最近，“浙江多个景区实现无痛爬山”的话题在网上引发热议。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有网友发出杭州淳安天屿山的登山视频。视频中，一条长长的自动扶梯架设在山石之间，扶梯两侧喷洒着水雾，游客沿着扶梯，一路观赏美景，一路被送上山。面对如此场景，有人认为这么简单的登山方式，毫无登山乐趣，但也有不少网民觉得“无痛爬山”非常方便，自己也愿意去体验一下。
很多网民的争论，实际上属于论而不辩——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客观而言，双方的说法都有道理，但也都不全面，因为他们是从不同角度理解“无痛爬山”的。观察下来，反对“登山电梯”者，多为资深驴友或是年轻力壮之人，对他们而言，传统的爬山方式并没有多累。但是，对那些年老体弱的游客而言，若想登上山顶、饱览风光，凭借索道或者电梯等辅助设备登山，是他们仅有的选择。还有一些年轻游客，虽然有体力爬山，却想节省时间，以最少的时间打卡最多的景点。对于这类游客，“无痛爬山”的方式就很有实用价值了。
从报道来看，天屿山景区采用的辅助设备，是相对少见的自动扶梯，而非过去常见的索道，这可能是出于安全和建设经费等方面的考虑，但从游客的角度来看，坐电梯上山是一种比乘坐索道更新奇的体验。它不仅为游客登山提供了便利，也不妨碍游客看风景、拍照。
有网民担心在山间架设扶梯，可能会破坏当地的自然环境。但从天屿山、神仙居等景区的情况来看，扶梯占地面积并不大，仅仅是在陡峭的山岭中开辟的新路，并不会给风景或生态带来多大的损害。当然，这种“无痛爬山”的方式，可能更适用于一些高度差较小的登山路线，如前面提到的天屿山。如果是很长、很陡峭的山路，从建设成本和游客安全上考虑，自动扶梯就未必合适了。
既然人们普遍都能接受景区架设索道，为什么不能接受景区建设扶梯呢？像泰山、黄山之类的著名景区，很多游客都要依靠索道上山，否则就得在崎岖的山路上，耗费大量体力和时间。很多身体素质欠佳或行程紧张的游客，若不使用这种“无痛爬山”的方式，只能错过很多壮美的风光。
一个成熟的景区，应该能为游客提供不同的游览路线和方式，游客的自主选择权越大，旅游体验也会越好。因此，浙江某些景区开启的“无痛爬山”模式，实质上就是为游客提供了更多选择，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实际需要来选择，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当然，在网民争论的背后，还有对于爬山目的的不同理解。有人把爬山的过程看得更重要，有人则认为结果更重要。从本质上看，这也是不同人对于旅游方式的看法的差异。
就个人而言，我就有“路上的风景最精彩”这样的看法，至于能否抵达目的地，其实并不重要。但是，我也不反对那些认为成功打卡目的地才能体现旅游价值的看法。持有两种旅游观念的人，在相互理解、包容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感知旅游途中的美好，获得更好的出行体验。
“偷走两个孩子14年只判5年”,孙卓案判轻了吗？
新京报评论 李曙明
孙卓被拐案判了。
据报道，10月13日，备受社会关注的孙卓、符建涛被拐案一审判决。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以拐骗儿童罪判处吴飞龙有期徒刑5年，以包庇罪判处吴兆光有期徒刑2年。同时判令吴飞龙分别赔偿两个被害人家庭损失42万元。
对于这一判决结果，孙卓的父亲孙海洋和符建涛的母亲彭女士均表示有很大的异议，正在整理材料，准备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
“偷走两个孩子14年，只判5年”，这样的结果，对于关注此案件的公众而言，多少也有些疑惑，觉得判决量刑过轻。而民事赔偿方面，42万元赔偿额，也与孙海洋索赔的580万元相差甚远。
目前只是一审判决，案件的最终结果会改变吗？案件会向着被害人和公众希望的重判罪犯的方向发展吗？
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被害人家庭如果不认可赔偿额，可以就附带民事部分判决上诉。二审法院改判，提高民事赔偿数额，是可能的。
但对于刑事判决部分，被害人并没有上诉权，即便不服，也只能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至于最终是否抗诉，决定权在检察机关。
从被害人家庭接受采访的表态看，他们几乎肯定会申请检察机关抗诉。但检察机关最终是否会抗诉，却并不明朗。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抗诉的前提，是“第一审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其中包括事实不清、罪名错误、量刑畸轻畸重等。
在本案中，如果检察机关以拐卖儿童罪起诉被告人，而法院以拐骗儿童罪定罪；或者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较重，而法院判决轻缓，检察机关抗诉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但根据媒体报道，检察机关起诉吴飞龙的罪名，就是拐骗儿童罪；对其量刑建议就是5年有期徒刑，这也是拐骗儿童罪的法定最高刑期。也就是说，一审法院对于其指控和量刑建议“照单全收”，检察机关似乎并无抗诉理由。
而且，除非二审变更罪名为拐卖儿童罪，否则，5年有期徒刑已是拐骗儿童罪的法定最高刑期，即便检察机关抗诉，被害人和公众希望加重被告人刑罚的愿望也难以实现。
本案中，控方未能取得被告人拐卖的证据，只能以拐骗儿童罪起诉、定罪，被害人和公众因此感觉不公。这是证据的无奈。除非后续取得相关证据，否则，在可能“枉”与可能“纵”之间选择“纵”，就是法律的要求。
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即便在10日抗诉期内取得被告人拐卖的证据，也不宜因此抗诉，在二审程序中变更指控罪名。因为，这样做的话，一旦被告人被定拐卖儿童罪，就相当于“一审终审”。正确做法是等判决生效后，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错误判决。
同样，判决生效后，甚至罪犯服刑完毕，只要取得其拐卖的证据，都可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加重对罪犯的处罚。
有些人有疑问，“本案的社会影响大、对被告人的民愤也大，法律上有对其加重处罚的特别程序吗？”
刑法有“特别减轻”程序，“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但并没有“特别加重”程序。也就是说，在本案中，取得罪犯买卖儿童的证据，是对其加重处罚的唯一条件。
本案之所以引发被害人和公众不平感，症结不在司法，而在于不同罪名在法定刑上的差别：拐骗儿童罪，最高判5年，而拐卖儿童罪，最少判5年，最高可判处死刑。
“拐卖”和“拐骗”，区别在于行为人的犯罪目的不同。构成拐骗儿童罪，没有特殊目的要求，实践中多是为了收养或役使；而拐卖儿童罪，则是出于贩卖牟利的目的。
考虑到行为人主观恶性、犯罪手段等方面的区别，对两罪在量刑上做适度区分或是必要的，但就导致骨肉分离、给被害人带来极大精神痛苦的犯罪后果，两种犯罪并无不同。因此，过于轻缓的刑罚，对拐骗犯罪行为无法起到震慑作用。
为此，在今后的司法中，为避免“偷走两个孩子14年只判5年”类似情况，立法层面不妨就本案中暴露出的问题和公众的疑虑，予以重视和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