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超长”警情通报获赞的启示
文/周文冲 新华每日电讯
5月19日晚，重庆警方发布“胖猫”跳江事件相关情况的通报，全文超过2000字。通报对“胖猫”是否被诈骗钱财、“胖猫”和谭某经济往来情况、谭某被网暴等网民关注焦点一一回应，对微信聊天记录等重要佐证细节也详细披露。有网友称，第一次把这么长的警情通报一字不漏地看完。
警情通报是警方经过深入调查后发布的权威信息，承担着回应社会关切、在舆论场澄清谬误的重要作用，必须及时、规范、准确。但过去，一些地方的通报过于“惜字如金”，导致语焉不详，甚至“犹抱琵琶半遮面”。尤其在一些热点事件中，有的通报对公众最需要了解的信息避而不谈，任由各种流言在网上发酵，让本来不复杂的事变“复杂”。
互联网让公众参与热点话题讨论的门槛变低，人们对警务公开有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警情通报“不解渴”，社交媒体上就会出现各种真假难辨的传言，一些人甚至借机“脑洞大开”。真相不到，“想象”就来，给小道消息、谣言可乘之机，让相关部门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
重庆警方关于“胖猫”事件的通报获赞，说到底在于他们积极回应关切、用事实说话的真诚态度，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此前，北京通报“劳斯莱斯女司机堵塞医院急救通道事件”、浙江通报“女童被租客带走事件”、重庆通报“保时捷女司机事件”，被赞为“教科书式通报”，也是同样的道理。
面对舆情热点，希望看到更多地方在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范围内，在通报中多释放一些信息，为公众解疑释惑，用更多详细全面的真相回应社会关切。
少些“霸总秀傲慢”多点“简单可信赖”
文/严平 重庆瞭望
刚过去的一周，某互联网大厂公关副总裁短视频言论引发风波，持续在舆论场“热辣滚烫”。
其在短视频里发表的“员工闹分手提离职我秒批”“为什么要考虑员工的家庭，我又不是她的婆婆”等职场言论，刺痛了众多打工人的神经，引发了广泛讨论。
公关副总裁亲自酿下公关危机，既有失专业，也很不职业。而她发表的偏颇言论，除了对企业形象、业务发展造成伤害，更是对社会输出了畸形的价值观，给职场制造了有毒的工作文化。
汹汹舆情，不仅是打工人被冒犯而引发的愤怒，更表达着劳动者对良性职场文化和健康劳动环境的诉求。
在“霸总人设”风行、职场PUA与反PUA对垒、“996”屡被诟病的职业语境下，什么才是健康的劳动环境？又该如何建构良性的职场文化？
不知何时起，企业家“网红热”风行老板圈、高管层。比如今年北京车展，与其说是汽车界的盛会，不如说是周鸿祎、雷军等网红企业家的秀场。足够饱和的关注度，让他们成为“行走的顶流”。他们的一举一动，不仅线下引发围观，还在线上反复刷屏。
流量是个好东西，前提是方向正确。自家产品过硬，企业家或高管的专业过硬，那么流量就有很好的正面效应。企业家当网红，前提是风格正派。
他们的创业故事能鼓励人、价值观能感染人，那么网红企业家就是激励奋斗的精神养分。“霸总”的人设，绝不是色厉内荏的霸道蛮横，而是内外兼修的实力投射。
“翻车”的大厂公关副总裁，显然没有参透流量的价值，也没有理解“霸总”人设的内核。尽管短视频平台上“霸总”人设赚足眼球，但那毕竟是剧情演绎，公众也仅当娱乐而已。而现实中的老板、高管也以这般桀骜面目做人处事，就难免招致职场人的较真，被批判“冷血”“残酷”“冷漠”也在情理之中。
流量这柄“双刃剑”，用得好则利己利人，使偏了则伤己误人。公关副总裁在“网红诱惑”“流量焦虑”下，把流量池当成是“整顿职场”“驯化员工”的扩音器，把管理者演绎成傲慢冷漠的“狼性”企业文化的代言人，无疑是剑走偏锋。
这不仅伤害了企业形象，更是扩大了职场关系的撕裂感，故意将劳资关系、老板员工对立起来。如此，即便收获了流量，赚足了眼球，溢出的却是畸形的价值观和有毒的职场文化。
良性的职场环境，既重视工作的结果导向，也不会忽视员工的情绪价值。闹出舆情风波的大厂公关副总裁，其短视频里表达的过激言论和有失偏颇的观念，对广大打工人而言，无疑是种冒犯甚至挑衅。
员工闹分手提离职，该不该秒批？员工有情绪，但管理者不能不理性，只看到情绪而看不见员工的价值。
作为管理者，理应知道帮助员工处理好工作与家庭的关系，有利于员工的职业稳定和工作效能。管理者与员工只剩下针尖对麦芒的情绪对立，这样的职场环境有多糟糕可想而知。
那些提倡“狼性文化”的管理者，实际上是企图对员工进行“驯化”。这样的观念，不仅是对劳动者独立人格的侵犯，更是对平等理念的践踏。年龄歧视、性别歧视、学历歧视等现象，本质上都是架空劳动权益和无视个体价值所滋生的弊病。
据了解，这名公关副总裁所服务的互联网公司，企业的价值观是“简单可依赖”。而从她短视频表达的观念来看，作为管理者，她显然是将劳动关系斗争化了，有悖“简单可依赖”的企业文化。那么，职场文化如何才是“简单可依赖”呢？
一方面，要明确劳动关系内核是合作而非支配。签下劳动合同，不是签订了“卖身契”，而是确定了权益保障。企业充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劳动者凭本事创造价值，这便是最简单也最可信赖的关系。所有试图打破这种关系平衡的行为，都可能隐藏着权益和利益的剥夺、侵占。另一方面，要清晰管理的目的是优化而非驯化。职场中，管理不应该是粗暴的“服从测试”，而是对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人员能力与岗位需求是否匹配，员工状态是否与生产节奏步调一致，这些都考验着管理者的能力和水平。以欺凌的方式压迫员工，非但不能激活生产力，反而会滋长恶劣的职场环境。
这场风波之后，关于劳动权益、企业文化，以及企业家和高管在流量时代该树立何种形象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并不能止步于此。
企业家、高管们要不要做网红？该怎样拥抱流量？
公关副总裁制造的舆情风波，无疑给想当网红的企业家和高管们浇了一瓢凉水。不少人可能担心，自己的言行会不会被流量反噬。
实际上这种恐慌大可不必。企业家和高管们踊跃走到大众面前，本来就是好事。无论是对于打工人还是创业者，他们的创业故事和奋斗经历，可以带去很多示范效应和产生好的激励效果。
只不过，在拥抱流量之前，要清楚认知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公共人设。傲慢的“霸总”、职场的“暴君”、奢靡的“土豪”……这些与主流价值相悖逆的人设，可能是流量密码，却是文化毒药，它对于企业形象、企业家群像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将造成毒害。
因此，企业家和高管们在奔向流量的路上，应该跳出“霸总陷阱”，少秀些“霸总”的优越和傲慢，多在奋斗经历、企业经营、科技创新和倡导和谐的劳动关系、优良的企业文化上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克莱登大学”被扒个底儿掉 “洋院士”不应止于神话塌方
文/刘海明 上游新闻
1947年，钱钟书先生的《围城》首次出版，随即引发轰动。在这部讽刺小说中，主人公方鸿渐留洋海外，“四年中倒换了三所大学”“随便听了几门功课，兴趣颇广，但心得全无”“夸夸其谈外一无所有”。在父亲和丈人的威逼下，方鸿渐只好从一个在美国的爱尔兰人那里购买了一张“克莱登大学”的假博士文凭，从此以“洋博士”的身份踏上了回国之旅，并谋到了一份大学教职。
名著之所以不朽，是因为它总能跨过时间照进现实。近日，“花几十万元就能买到欧洲自然科学院院士”一事引发热议。随后，中国科协公开表态，称“各部门不应为投机者捧场站台”，“院士们”的喜讯随即在网络上逐渐消失。
随着新闻媒体的跟进调查，欧洲自然科学院出品的“洋院士”闹了网络笑话，围绕这个话题的评论也铺天盖地。对这类装潢门面的头衔，舆论也是冷嘲热讽。问题是，否定明显滑稽的现象容易，要从滑稽现象中发掘出深层次的东西，并不容易。
“洋院士”走红，在于先得到了供职单位的认可。单位“背书”，支撑起“洋院士证书交易市场”的红火。“洋院士”多了，他们就成了和两院院士平行存在的另一类“同行”。当两个空间的院士各行其是时，“洋院士”自然成为公开活动的“平行院士”。如果这个群体足够庞大，说不一定哪天，这样的“平行院士”还能掀起更大的风浪。
两院院士是经过几十年的学术修炼，在某个学科领域做出有目共睹的贡献后，才有可能获得认可。与此相反，一夜成名的“洋院士”，个个都是神话级的无名人士，一纸外来的身份证书，就让他们“院士”起来。这样的神话能够成为现实，才是最值得深思的。
“洋院士”成为新闻，在于这样的身份证书来得过于魔幻，魔幻到连德国同行都不知道有这样的机构和这样的高阶荣誉。魔幻的东西都有神话性质。关于神话，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下过定义：“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我国两院院士的人数不多，在日常生活中，不少人一辈子都没机会见过院士。在教育领域，有院士的高校也不多。物以稀为贵，由于院士属于稀缺资源，有些高校引不来院士，看到本校教师拿来个“洋院士”身份证明，出于对院士的渴望，也就借助想象征服了“自然力”。这里所说的“自然力”，无非是本校产生不了院士，借着欧洲自然科学院这个“院士梯子”，征服了本校产生不了院士的“自然力”。正是想象和形象化的院士身份证书，“解决了”某些高校和企业没有院士的空白。
如果不是这些“洋院士”不甘寂寞，如果不是认可“洋院士”的单位公开宣传报道此事，他们的神话原本可以继续下去，让更多渴望进阶院士行列而不得的那些“阔教授”、“阔企业家”们挥金如土，采购一张“洋院士”身份证明。
只可惜，新闻报道是刺破神话的利器，一下子就把想象中形象化的东西打回原形。 “洋院士”群体集体陨落，这样的塌方，网友调侃为“国内短时间内‘痛失’多位‘院士’”。塌方的实质，无非是“洋院士”的神话失去了想象的空间。
任何神话都是认知鸿沟造成的。避免形形色色的“洋院士”像方鸿渐那样滥竽充数，关键在于堵住给“洋院士”颁发合法证明的可能。一旦洋证书失去了排场，关于院士的想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洋院士”的神话也就不会给舆论添乱了。（作者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